在乡土社会中，信仰是构成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民众日常行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村民们模仿自己的居住空间来想象神灵的存在空间，从而建构起与村落生活空间相一致的多圈层的信仰空间，每个圈层都有其特定的神灵承担着相应的“责任”。而对于村落中的个人来讲，宅院信仰空间无疑是最小的一个圈层。

1.宅院信仰空间

洼子村旧有的老宅子普遍采用传统的四合院形式建造，院内各个房屋依据坐向有着明显的主次之分。根据采光避风的原则，坐北朝南的北屋通常为家里待客和居住的主屋，其他坐向的房屋则根据自家经济水平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有或无。至于村民们宅院内信仰空间的布置习惯，也完全参照了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居住模式。

如下图所示，从整体上看，宅院信仰空间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最外围的明镜、石敢当与门神护爷形成了对宅院的护卫；位于中间圈层的庭院中心处是家里人以及住家神灵与外来神灵交流互动的固定场所；堂屋作为核心地段是祖先、家神、灶王爷等住家神灵的栖息之所，他们通常被认为是家庭中的一员，家人还会与他们进行频繁的交流与互动。三个圈子并不是相互封闭的，与俗世生活一样，门是各圈层间交流的通道，外界的神灵想要进入庭院中必须得到门神护爷的允许，而灶王爷不仅担负着守卫堂屋的责任，还在住家神灵与外来神灵之间的交流与联系上起到引介和沟通的作用。

宅院中的神灵布局是依托传统的四合院居住模式来安排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洼子村的房屋格局随着村落自西向东的扩展体现出了明显的历史层次感，从土木结构的老四合院，到砖瓦结构的“十米见方”[6]，到水泥瓷砖马赛克的“三间挂耳”[7]，再到钢筋混凝土的社区楼房，尽管居住空间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但人们对神灵的空间安排依旧保留了最原始的规范，对于因物理空间的缺失而不得不做出的改变，村民们也会尽量做出合理安排和用以自我安慰的合理解释。

2.村落信仰空间

洼子村历史上曾有数十座大小不一的村庙，被村里人称为“当庄庙”。它们或夹杂于村落中，或守卫在村落边界，或散落在田间山林，以点带面共同构成了村落内部的信仰空间。

村落的信仰空间依旧有着由里向外层层推进的严密结构。村内历史上存在的三座关帝庙和一座送子观音殿，成为村里人进行祭祀以及其他集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在村落四方边界上也各有一处信仰空间，村里有人将这四处空间编成了一句顺口溜：“西有双塔寺，东有洞子沟，北有凤池井，南有老虎头。”[8]这四处庙宇划分出了村落的信仰空间边界，在村民们的想象中，它们如同四座带有城墙的城门，将村落严密地包裹起来，起到了拱卫的作用，阻挡着外来干扰，庇佑着村里人的生活。(www.daowen.com)

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事件、人物、建筑等一旦进入当地人的历史记忆就会经历一次被重新构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依据现实的需要，通过“合理”的想象以及口述史的不断加工，将历史时空打乱之后重新捏合成一整套历史叙事，使之作用于当下的生活。村民们对村内信仰空间的建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逆时间的反向推演，人们把当前有关村落庙宇的记忆碎片放进村落一代代传承的知识脉络之中，如村落老礼中“一点四方”的方位观念以及“四方神”的神灵观念等，形成了初步的空间格局。尽管生活是现时性的，但民众同样也会关心历史，他们会将空间格局向村落历史深处推进，从而建构起完整的时空二维结构，仿佛洼子村从建村起就处在了如此严密的保护之中。

3.村落外部的信仰空间

洼子村村东的丘陵中曾有一座小山神庙，村落历史上长期靠山吃山的谋生手段充满了不确定性，再加上未知领域本身带来的神秘感，山神成为人们的寄托。它因神职和象征了先辈们征服这片地域的经验而给进山的村民带来安慰。后来，大片山地被开垦成农田，外出务工的人增多，山神庙被逐渐遗忘，保佑出入平安的路神兴盛了起来，路神被村里人“安置”在村西头大门外通往县城唯一的大路上，年年享受村里人的祭祀。

如果说山神和路神是村里人探索未知领域时的心理寄托，相邻几个村落的庙宇则是村里人展开村际交往的重要通道，村里的善男信女们以洼子村的名义积极参与周边村落的庙会活动，加深了村落之间的往来。而莲花庵作为洼子村所在乡镇的信仰中心则代表了同一基层市场体系内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当村民们所遇到的事儿在当地的庙宇中无法解决时，他们会选择去更高一级的黉山寻求帮助。黉山位于洼子村东10公里处，每年有农历三月十八、九月初九两次庙会，淄川区各乡镇的善男信女都会参加，可谓是淄川的“地区中心型庙会”[9]。而对于比黉山还要高级的信仰空间如千佛山、泰山等，村民们虽认为没有一定要去参与祭祀的责任，但内心里也始终怀有“朝圣”的追求。

施坚雅将传统农耕社会的空间结构划分为三个层次，并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10]。洼子村所在区域的社区礼仪空间也能被施坚雅的市场理论大致划分。然而施坚雅并没有强调同一基层市场体系内的各个村落具有不同的文化个性，甚至否定它们之间存在文化差异。实际上，它们虽然共享同一套地方性知识，但又有着清晰的自我定位和对其他村落的认知。尤其在村际交往中，村民们更加愿意凸显自己村落的标志文化，以此来强调身份归属；而在日常生活中，村民还乐于设置各种边界以凸显自己的独特性，从而建构并维护村落集体感，这也正是洼子村村民对于村落四周边界“神圣拱卫”津津乐道的原因之所在。

在强调村落文化个性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当今村民们的日常活动范围正在超越原有基层市场边界的现实。当今的乡村社会距施坚雅所关注的“传统农耕社会”已经有50年以上，在这50年间，中国的农村经历了剧烈的变迁，开始了向现代化工业化方向的转变。在这一社会大背景之下，外界新兴文化随着城乡之间频繁的交流不断涌入，洼子村民众的实践区域也达到了更大的范围，由此带来的信仰空间体系的变化一方面体现在村落信仰体系中山神的衰落与路神的兴起，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民众对“泰山烧头香”“千佛山庙会”等更远距离信仰活动的主动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