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一直以来都极其重视对民俗语境的观照，地方性知识的把握与梳理始终是民俗学田野调查与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建立“地方感”，进入民众的“经验世界”则是对民俗学者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在民俗学近几年来的学术研究中，学者们也越来越关注被研究者的主体性地位，要求在田野访谈中尤其注重对个人生活史的把握以及充分理解当事人自身的主体感受。目前来讲，以上两点的价值主要在于民俗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突破与创新，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对民俗学理论建设的思考。大多数研究者所形成的成果还是坚持用科学理性的话语从现象中抽离出本质。这样一来，民俗学善于把握民众主体内心世界的学科特点就难以在学科成果上得以体现，而作为被研究者的民众也仍然处在一个失位和失语的状态。如果民俗学能够用民俗的语汇，以民众的视角，如其所是地展现地方社会的文化现象以及当地民众所持有的文化逻辑，是否会在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与理解地方社会的文化与行为方面更具有价值意义呢？近年来，刘铁梁教授一直在提倡民俗志写作的感性化追求，强调“描述”与“解释”之于民俗学、民众的重要性。[1]本文正是受此影响，试图以村落自身的知识体系来分析村落中的信仰现象。

民间信仰也一直是人文社科领域关注的焦点，其相关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学科的相继进入呈现出不同的观照点，区域社会史研究侧重民间信仰所反映出的国家与基层社会、民间与官方以及大小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学、人类学关注信仰如何参与地方社会运行及其变迁的过程，民俗学则长于对信仰仪式及其象征意义的描述与分析。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随着学科间的不断交流与相互影响，不同学科在具体的研究路径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民间信仰研究的日常生活转向。赵世瑜在《民国初年一个京城旗人家庭的礼仪生活——一本佚名日记的读后感》中通过对一个普通民众礼仪生活的分析得出政权更迭、政治上的剧烈变动并没有破坏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秩序的观点，文章一方面践行了他所倡导的“眼光向下”“走向民间的历史学”的学科取向，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民众具体的日常生活并不一定会与当时社会发展的主基调相一致，并不一定能被主流学术话语所概括的事实。[2]这篇文章虽然列举了普通民众的具体生活情境，但由于学科关注点的不同，作为区域社会史的专家，其所运用的始终还是“国家—社会”的理论框架，民众并非研究的主体，民众的日常礼仪生活也仅仅是材料支撑，缺少了对具体的人和事的特别观照。

在民俗学界，岳永逸的《家中过会：中国民众信仰的生活化特质》认为“家中过会”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庙会则既是非常态的狂欢，又是日常生活的延续，前者是后者的“息壤”。[3]张士闪、张佳的《“常”与“非常”：一个鲁中村落的信仰秩序》将一个村落的信仰活动做了“常”与“非常”的区分，并将讨论重点放在了作为日常生活的日常信仰活动与作为非常态的庙会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上。[4]这两篇文章都试图摆脱西方的话语体系与理论分析框架，在对地方文化传统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让民间信仰回归日常生活，从而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民间信仰的本质。不过，二者的论述都集中在民间信仰的性质与形式上，对其存在的逻辑和意义都没有过多涉及，将庙会归置于非常态的民间信仰也值得商榷，并且在行文中缺乏民众自身对其信仰行为的理解。(www.daowen.com)

结合前文所述，虽然学界对民间信仰的性质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在具体的研究中也有了比较有针对性的方法论，但如果想在描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其逻辑和意义，还需要更加关注民众的主体性表达，从实践主体的视角、运用民众的话语来探寻其存在的机制，而这些都是在以往研究中相对缺失的，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以村落自身的视角，用当地人的民俗语汇来阐释鲁中洼子村信仰系统与实践的存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