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拳，作为华北地区一种受众广泛的民间武术形式，在清末义和团运动期间曾发挥重要作用。由广宗境内发起的由梅花拳弟子领导的景廷宾起义，更被评价为继义和团运动后农民力量的又一次展示，可见历史上的梅花拳已经深刻影响到地方社会的变动进程。就北杨庄梅花拳发展历史过程而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地民众在不断地迎合、疏解地方社会的实际局势与现实遭遇，从而实现地方生活的自我调适，努力将地方社会的冲突、矛盾、阻滞等化解到最低限度。

首先，梅花拳通过爱国、爱家的无畏、无私精神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北杨庄、杜家庄一带，曾经沙丘起伏，绿树成荫，遮天蔽日，是天然的“青纱帐”。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曾是冀南著名的抗日根据地之一，素有“西有太行，东有杜杨”之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宋任穷、杨秀峰等同志都曾在这一带打过游击。[34]1939年，冀南行署曾在北杨庄、杜家庄短暂驻扎，并建有电台、冀南日报社、被服厂等。当时北杨庄村民还专门挖设地道为抗战提供便利，并涌现出大量积极参加抗战的梅花拳弟子。他们在抗战期间秉持不畏牺牲的奉献精神，全心全力为冀南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35]新中国成立后，北杨庄在征收公粮一事上也未曾作难，因为梅花拳弟子都争先恐后上缴公粮。梅花拳在此时展现给外部世界的景象，不再是文场秘不示人的神秘感，而是通过爱国、爱家的无畏、无私精神释放出梅花拳的巨大社会能量。这也与梅花拳弟子平时受到的道德教化紧密相关，追求永恒、向善的梅花拳道德体系，串接梅花拳内部特殊的礼数、秩序，进而影响到北杨庄村落公益的运作。[36]以北杨庄梅花拳为中心，建立了一套以村落成员为主体的淘汰、净化系统，其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在地方社会运转的不同时段得以发酵、释放。(www.daowen.com)

其次，梅花拳内部具备超强的自我调适能力。前文已经提到，目前北杨庄保存了较为完备的梅花拳文场、武场传承系统。北杨庄梅花拳以邢银超为领导的文场组织与以王尚信为领导的武场组织，在面对复杂、多元的村落生活时，体现出梅花拳内部超强的自我调适能力。他们主动将梅花拳的“天地君亲师”观念融入村落日常生活之中，并通过梅花拳的个体经验与群体智慧，使梅花拳的传承系统更加完善并充满动力。梅花拳内部也会依照地方社会的发展境况适时调整自我组织方式，使之适应村落变化之势。美国民俗学家罗仪德认为，在任何国家，不管什么时期，文化、经济、社会都在变化，因此支持民俗表达的特定形式和系统的周围环境也在改变，而且有时变化得非常迅速。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时刻保护当下存在的文化形式，但那又延伸到我们的过去。[37]如北杨庄梅花拳原来极为严格的“文场立架”要求，现今条件逐渐放宽，甚至出现女性立架的情形。“架桌子”的设立能够满足村民心灵之需，但这并不意味着村落内部成员皆可随意“立架”，传统的“立架”规矩仍在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