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执信（1662—1744），益都县颜神镇人。生于康熙元年，卒于乾隆九年，享年83岁。其祖父赵振业为天启年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叔父赵进美为崇祯年间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赵执信本人于康熙十八年（1679）中进士，当时他只有18岁，官至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康熙二十八年（1689），在佟皇后病逝的服丧期间，赵执信因被邀请去看洪昇排演的《长生殿》戏剧而遭到黄六鸿的弹劾，随后被削职除名，从此终身不仕。离开京城后，赵执信开始了或家居或南游的余生。赵氏在外的游历，主要集中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至雍正二年（1724）之间。他曾四次经过淮安、苏州、扬州一带。其中，康熙三十五年，他还到达杭州、南昌、广州、潮州等地。康熙四十四年（1705）秋南游，经扬州、苏州、常熟等地时，他在苏州与王南村、朱彝尊会面，岁暮返里。康熙四十八年，赵执信在乡撰写《礼俗权衡》《谈龙录》两书，又于年底前往扬州。康熙五十九年冬，他携家眷经蒙阴、沂水、淮安、扬州等地至苏州。直到雍正二年冬，他才返回家乡，并于次年在颜神镇修别墅“因园”一处，自此至去世再未离家。在离京的日子里，他不断撰写不同类型的诗歌和文章，其中文章一类不仅包括常见的策、序、跋、碑记、传、墓志铭、行状、祭文、杂文等，还有专门就诗歌理论进行论述的《谈龙录》《声调谱》，与当时的文坛之士展开文学探讨。除此之外，他还专门就一乡之礼俗写作《礼俗权衡》。该书的成书时间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时逢他第二次从江浙一带还乡期间。

除撰写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礼俗方面的书籍之外，他还多次参与地方建设。康熙四十八年，他与堂弟赵执璲承办颜神镇义集，买断九个行业的税收。雍正十二年（1734），他又以“地方乡老”的身份参与雍正年间的颜神镇设县一事，他写的《分境议》被时任河东总督的王士俊作为设县的参考依据。赵氏在嘉庆年间编修的《山东盐法志》中还被记载为商籍，也就是说他或者他的祖上有从事与盐有关的生意。所以赵执信本人具有多重的身份，他既是考中科举后入京做官的京官，又是在文坛有一定地位的文人，同时作为益都县颜神镇人，他还以地方士绅的角色参与诸多地方事务。

赵执信为何要在康熙四十八年写《礼俗权衡》呢？他曾在书中道出过原委，即希望通过自己家族对“礼”的遵循而影响一乡之俗，起到正礼易俗的作用。他称颜神镇属齐地，山陬僻陋，山区的人读书服礼，并没有浸染宋、元以前的礼仪。自幼在当地风俗环境中长大的赵氏，不能知其是非。中年以来，读的经传多了，游历的南北地方也多了，所谓见多识广，此时他开始发现“乡之俗殊有不可解者”[12]。尤其是在经过多场家门期功之丧后，他认为乡间丧葬一礼，“弥为淆乱”。在其父的支持下，赵执信开始对族、称谓、婚、丧、祭等礼仪进行讨论。他论礼俗的标准，主要是根据自身“见闻所及”，而不敢通过杂征妄引来推测礼仪的本来之意，再来判定乡俗是否可取。那些不怎么违背礼仪的行为，或是不被人熟知的礼仪，则不属于他要论述的内容。(www.daowen.com)

赵执信对自己提出的礼仪规范践行的范围也做了说明，即为一族一门之规。他认为虽然想要与积习已久的人谈礼似乎是一件格格不入的事，但《大学》《礼记》中有“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等观点，说明即使无法要求别人行礼，但起码可以用礼仪来规范一个支系的族人。用其原话来说，即“吾虽不敢以之绳人，独不可以之律己乎？虽不能遽施之族党，独不可姑行之门内乎？”[13]所以当有访客在见到此书后问他“是可为一乡之书”时，他的回答是：“是大人之意，为一门之书已矣。抑乡邻之君子，有欲因俗而行礼者，或有同好焉。”[14]虽然他强调此为一门之书，但当有人问起可否是一乡之书时，他还是委婉地表示希望如此，如有同好者，便可实行。此处表达了作为士大夫的赵执信想要将《礼俗权衡》作为一乡之礼仪规范的愿望。

该书正文分上下两卷。卷上包括“辨族”“称名”“仪节”“家箴”四篇；卷下有“服制”“居丧”“吊祭”“殡葬”四篇。若将此八篇稍做总结便可发现，赵执信对“礼俗”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族”的含义以及族内条规的讨论；二是着重讨论颜神镇及周边乡村的丧葬礼仪，并且对他认为的“陋俗”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