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康熙年间，山东中部山区的州县官员开始积极推行乡约，以实现对地方的教化。因此，这一时期在公共场所讲解乡约以及在地方史志中讨论“风俗”的做法颇为流行。顺治九年（1652），清廷颁布“六谕”；康熙九年（1670）又颁布“上谕十六条”。朝廷希望通过乡约教化城市、乡里的做法在地方州县有所体现。就在同年十一月初一，时任莱芜县知县的叶方恒传集绅袍、士民、乡约人等齐聚明伦堂创举乡约，并且规定在之后的每月朔、望日，要在县西关外讲院，或分诣乡村向士民宣述讲语，以达到教化风俗的目的。成书于康熙十三年的《新修莱芜县志》收录了叶方恒当时教化乡民的讲语八则。这八则讲语均用白话写成，通俗易懂，主要是对“六谕”和“上谕十六条”的解读。其中“讲语六”的部分内容论述了上谕和教化风俗的关系，其用语颇为有趣：

本县尊奉上谕，专为人心风俗，苦口劝你们学好。向来说人心不好便要坏了风俗，不知道得风俗坏了的时节更无好人，看样愈趋愈下，便是风俗又可以坏人心，辗转相因，两件毕竟分开不得。譬如山东一省，兼管着古时齐鲁邹滕，论起来，孔夫子是你山东人，孟夫子是你山东人，颜子、曾子也都是你山东人，这几位至圣大贤岂不是天地间一团至灵至秀祥瑞之气结聚生成，所以人杰地灵，就相传邹鲁是文献名邦，为何传到后来便恶人也？有强盗也？

不要说山东本是个好地方，你们本来是个良民。即如本县当初先做贵阳府推官，那贵州管下的土司山洞都是苗蛮，不知王化，杀人造蛊，抗粮行劫，无所不至。本县奉了县委亲去劝化……本县在任绕八个月，那些向化的苗蛮粮也来纳了，贼也不做了，地方也相安，况且你们原知礼义，就使有几个匪类，何难？[7]

这位叶知县通篇在讲人心与风俗的关系，不好的人心可以导致坏风俗的产生，而风俗坏到了一定程度也会影响人心，二者是不可分开的。但说到人心，不免多少有些缥缈。所以接下来他列举了出自山东的孔子、孟子、颜子、曾子等圣贤，意在说明县民本是有礼仪传统的良民。为了进一步证明这点，他将齐鲁之民与贵州土司管辖的“苗蛮”做对比，认为“苗蛮”都可以向化，更何况原本就懂礼义的莱芜县民众。

与莱芜县的情况相似，蒙阴县的地方官也在同一时期积极地推行乡约。成书于康熙二十八年的《莅蒙平政录》就收录了知县陈朝君颁布的乡约条例——《为力行讲约以广教化事》。该告示主要是针对“见地方离城颇远，官府耳目未周，安于怠逸，不行讲解”的情况而颁布的，并规定自此以后，乡约、社保人等要在每月逢三之日前往集场，传集乡民逐条细讲，而且知县还会不定期到各集场巡视讲解情况。[8]可见，乡村集市是当时宣讲上谕的主要场所。康熙五十二年（1713），长山县知县孙衍颁布《力行教化约》，与士民约定每逢朔望日，先在明伦堂讲读，以训饬士子，然后再到较远的村镇居民聚集之地宣解，目的是使条约家喻户晓。[9](www.daowen.com)

除地方官积极实行讲约教化外，各州县康熙至乾隆年间的方志也有大量关于地方风俗的讨论。比如康熙《章丘县志》“风土”一节就将土俗民风视作“皆街谈巷说，鄙俚不雅”，编纂者还引用齐王问画工的典故，将教化此类土俗与难画的犬马之类相比，言外之意是教化街里的土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又如乾隆《新泰县志》的编纂者认为，新泰县属鲁地，其俗崇尚节俭、信义、有刑仁讲让之风，但近来风气“渐趋浮薄”，间有游民不务正业，以及出现不畏王法、逃交租赋的人。地方官认为教化风气，主要还是靠长吏与绅士分任其责。此外，乾隆《博山县志》亦有关于风俗教化的论述，其编纂者的观点基本与新泰知县一致，认为风俗盛衰关乎教化，而其关键在于通上连下的大夫师长和士君子：“大夫师长渐摩于上，士君子砥砺于下，则向化者蒸然丕变而不知矣。”[10]在这里，士大夫阶层显然已被分为大夫师长和士君子两类。笔者认为，大夫师长应为在朝中出任过较高官职的官员，而士君子则主要指乡间那些有功名但并未出仕的读书人。

在朝廷、地方官有意识推行乡约教化的背景下，自康熙年间开始，颜神镇乡宦孙廷铨和赵执信先后对本乡的礼俗展开了讨论。孙廷铨，字枚先，明崇祯十三年（1640）中进士，时年27岁。授直隶大名府魏县知县，调抚宁，改监纪推官。后经历明清易代，清朝定鼎再入仕。顺治一朝从天津推官开始，一路担任吏部主事、户部侍郎、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少保等职；康熙二年拜秘书院大学士；次年，以父母年老解职归养，遂于颜神镇写作了《颜山杂记》《南征纪略》《沚亭文集》等书稿。[11]其中，《颜山杂记》一书有“风土岁时”一节，为我们提供了清初颜神镇风俗方面的材料。孙廷铨认为“观风问俗”虽是细微之事，却亦关乎“得失之林，治乱之迹”，属治理国家的一部分，而要通晓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主要是去看此地的岁时节日，即“伏腊”。他认为节日是谁都无法违背的，并在文中列举了一年中的节日习俗以及颜神镇的婚丧礼俗。

赵执信的《礼俗权衡》一书，比孙廷铨《颜山杂记》的成书时间晚了几十年，但其中关于礼俗的讨论比孙书详尽。该书分“序”和上下两卷，共八篇。接下来，本文将对赵执信撰写该书的背景及其对礼俗的相关论述进行详细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