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安国县志》记述，“清代起，每年从四月上旬始，全国各地药业商帮轮流邀班唱戏，祭祀药王和十大名医，持续20多天”[5]。当时的庙会盛况亦为鼓书、评书艺人提供了便利的场所。每逢庙会，外地说书艺人就会赶场似的前来表演，后来在其熏陶下，安国境内出现了一批土生土长的说书艺人。“这么说吧，说大鼓子书的，耍猴的，虽然不是直接献戏，但在戏台子下面或茶馆里给人们快乐，一定意义上也算是给药王爷献戏了。”[6]

据多年负责举办庙会的甄辛爱[7]介绍，新中国成立前每逢庙会，“五大会”“十三帮”[8]的负责人都会请戏班来给药王爷献戏。各帮口的药商带着各自的药材来到安国后，必先全体朝拜药王庙，此后在药王庙对面的戏楼献戏。据安庆昌[9]老人介绍，“十三帮”“五大会”组织庙会时，献戏酬神仪式特别隆重，可谓当时的一大盛事。“十三帮”药商团体参拜，鸣放鞭炮，吹奏鼓乐，其中的酬神、参拜仪式更占据着突出的位置。除献鼎、树伞、塑金身、挂匾、献袍、捐香火地等之外，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就是“十三帮”轮流主持给药王爷献戏，以表其对药王的虔诚之心。每帮献戏三天或五天，主持者为彰显本帮实力，往往同时请来三四个戏班，在药王庙戏楼和南关大、小药市献戏，昼夜不停。剧目有京剧和河北地方戏如河北梆子、老调等，隆重时可达半月之久。

各帮第一天献戏时，于药王庙殿前摆供、上香，开戏前唱迎神曲：“神之来，来乘黄，越人秦缓从期傍，蓬莱之药贮满囊；诛二竖，走三彭，置我民兮，春熙之堂。”[10]献戏期间，本帮会停止营业，不买不卖，帮内成员全部换上新衣服，每日在戏台前聚餐，称为“会宴”。[11]庙会结束时唱送神曲：“神之去，鸾锵锵，仓公素女同翱翔，龙虎之药留丹房；砭散露，艾旗张，登我民兮，不死之乡。”[12]每逢献戏的日子，各帮都大事铺张，药王庙前和城内主要街道及药店、客栈、娱乐场所悬灯结彩，挂旗张幔，挂满献戏帮口的旗幔，热闹非凡。

1933年2月间，郑合成先生曾在安国地区就药王庙会及药市进行过为期近一个月的调查，其调查成果最终以“安国县药市调查”为题发表在当时北平社会调查所办的《社会科学杂志》第3、4卷上。在文章中，郑先生也用一部分篇幅记述了当时药王庙会献戏的大体情况：

平常庙会的时候，都要演唱大戏，多则三台，少亦一台，由各帮商轮流出资演唱。用席搭成台棚，与北平天桥之演戏情形相同。惟戏棚只有席顶，四周亦无席避风，盖人们都是自由看戏，固无须四周绕席，以遮蔽远处之视线。台下无座，看戏者群立台下，仰首注视。台上演戏，亦只有演而无有唱，偶唱数句，亦以音高声宏为胜，至于何腔何调，都说不上。最多武戏起打，男女调情。台上尽管恣意放肆，说词表情，每多秽浊，台下者必赞声震耳，故可称为“看戏”，而非“听戏”。这是一种最通俗的消遣。[13]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由于战乱中药材交易逐渐转移到天津，安国药市及药王庙会迅速衰落下去，“十三帮”“五大会”的势力也逐渐转移至天津，酬神献戏活动相应减少以至消失。据安国地方学者李振清[14]介绍，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宣传自己的政策，当地部分恢复了药王庙会“唱大戏”的传统，所邀请的戏班在唱戏之前，一般都会唱一个类似于“帽戏”的小段，以宣传共产党政策，现在还能记住的有《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白毛女》等，其中《白毛女》在群众中的反响比较大，“台上杨白劳哭的时候，台下边的人们也跟着哭；黄世仁一上台，台下就往上扔东西”[15]。这一时期的献戏活动，并非为酬神娱神，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动员策略和宣传需要。

新中国成立之后，安国地区中医药交易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因“解放后破除迷信，香客渐少”[16]等，药王庙会并未兴起。1953年前后，药王庙前的古戏楼被拆除，并在原址上建立了安国县供销社。“文革”时期，“红卫兵”把庙里的药王像等当作“封建迷信的泥胎”予以捣毁，而药王庙也被当作“四旧”拆毁，其木料等被用来建造了县礼堂。[17]这一段时间，礼堂里经常上演的剧目是当时颇为流行的“样板戏”，此时庙会献戏彻底被改造成政治宣传“革命文艺”的载体。[18](www.daowen.com)

改革开放后，逐渐富裕起来的民众，开始对药王庙进行零散的修葺。1985年在当地民众、医药厂及“修好的”[19]的共同努力下，药王庙得到一次大规模的整修，药王庙前的供销社在本次修葺中被拆除，并在此基础上堆了一个土台，庙会活动也在这一年前后得以恢复。[20]

据庙会负责人介绍，庙会恢复的前几年，由于资金较少，举办的活动不是很多，而酬神献戏则迟至1994年前后才出现。当时作为会首的张瑞花[21]协同甄辛爱、张彦同[22]等委员到各家各户“敛钱”，因为敛的钱比较多，根据捐钱人的普遍请求，于是请了戏班。由于那一次献戏活动比较成功，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参与到献戏活动中来，每年举办的春、冬两次庙会[23]都延请戏班前来助兴，并形成了惯制：

大概是1994年前后，我们敛的钱稍微多了一些，有的公司就开始向我们提要求，看能不能给药王献上一场戏，我们可愿意了，我们本来就想给药王爷献戏，可是没钱呐，就是那一年几个公司捐了一千多块钱，我们就请了咱们安国的老调剧团，唱了三天戏，就这么着，庙会献戏就兴起来了。挺好的，那几个公司出了风头了，后来捐钱的越来越多，献戏也就定下来了。[24]

虽然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春季庙会和冬季庙会分属两个组织来管理，但献戏活动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现在春、冬两次庙会的会首所请的戏班，一般都是附近乡镇业余剧团或本地的老调剧团、梆子剧团。所演唱的剧种也大都是河北梆子、保定老调等地方戏，偶尔也会有石家庄的剧团来演唱河南坠子或豫剧。据说，过去“十三帮”“五大会”献戏时，由于药商来自全国各地，所以延请的戏班也分布于全国各地，比如除了上文提及的同仁堂自己从北京带戏班演唱京剧之外，山西帮会从当地延请山西梆子剧团来演唱晋剧、上党梆子等，经常上演的剧种还有评剧、豫剧、河南坠子甚至还有秦腔等。不过时过境迁，这种涵盖了北方大多数剧种的献戏活动已经成为历史。

在过去的百余年里乡村社会和村落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作为“非常”态的生活事件，庙会及献戏活动也随之沉浮不定。通过对安国药王庙会近百年来献戏活动沉浮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献戏活动并不是参与者对生活理解的唯一表达，相反，参与者会在不同的生活状况下，适时做出调整，或取消或改换或复兴。应该说，对于参与者而言，生活的秩序才是最重要的，其余的一切行动都围绕着该目的进行。然而对于献戏活动本身来说，生活现场是它们存在的根本立足点。换言之，合适的生活现场是它们存在的依据，这要求我们回归到动态的生活现场去关注献戏活动的发生机制。接下来本文将立足于参与者当下的生活现场，具体分析庙会献戏活动的结构及其存在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