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明代《三代宗亲》家堂画

冯骥才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杨家埠卷》（简称《杨家埠卷》）当中，收录有明版《三代宗亲》家堂画（图1）一幅。[32]我们首先分析其年代。《杨家埠卷》将其版本断定为明代，理由是：“此画图中的男性祖先像原版系戴明代官帽。清朝建立后，将官帽挖补改为清代顶子帽，但明代官帽翅尖部分尚存遗痕。这是现存较早的一块年画雕版。”[33]笔者赞同该书对此年画定为明版的判断，但认为其判断的理由有不妥。

由图可知，右上角男性所戴清代顶子确实有改刻的痕迹，原来帽子的翅尖部分尚依稀可辨。但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残余的翅尖并非明代官帽的翅尖造型（椭圆形），而是神帽的翅尖造型（尖且带云纹），与画中最下一排左边成年男性所戴帽子的翅尖类似。《杨家埠卷》误将神帽当作明代官帽，以此判断该画为明版，这显然不妥，另需找到其他理由来确定它的版本情况。而笔者之所以赞同该画为明版，理由如下：

其一，该画中间一排有一戴明代官帽者，其表现的是正在家堂进行祭祀的现实生活中的人，假设这是清版画，此人应该戴顶子帽才符合现实生活语境，而不是戴明代官帽，这是判断此画为明版的理由之一。当然，后世也可模仿前朝形象进行艺术创作，从而延续以往的特点。因此，上述判断理由并不充分，我们必须再结合更多的信息加以判断。(www.daowen.com)

其二，整个画面有一处被改刻为清代顶子帽，此外再无清代形象，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原为明刻版，可能在清代敏感时期为避免犯禁才被加以改刻，而画中另外两位戴明代官帽者因形象太小，似乎难以再改。若非如此，我们便很难理解改刻这一非常态的举动。由此推知，该画为明版，到清代因故被改动过。

其三，从祭祀礼仪可判断此画为明版。图中有“三代宗亲”字样，祭三代是明代礼仪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34]由前可知，元代庶民家祭祖父、父二代。明初继承了这一传统，据洪武三年修毕的《大明集礼》记载：“国朝品官庙制未定，于是权仿朱子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祢四世之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又加腊日、忌日之祭，与夫岁时俗节之荐享。至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而其时享于寝之礼，大概略同于品官焉。”[35]可知，明初品官祭祀高祖、曾祖、祖父、父四代；庶民继承元制，祭祖父、父二代。洪武十七年，行唐知县胡秉中进京面圣并建议进行礼仪改革[36]，被朝廷采纳，“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钦准庶人祭三代曾、祖、考”[37]。因此，庶民祭祖礼仪由祭“祖、考二代”变为祭“曾、祖、考三代”。另据明人邵宝记载：“惟永乐间，胡行唐所拟者，尝颁行之，庶人祭三代则曾祖居中。”[38]可见，永乐年间又进一步规定了庶民祭祀三代时牌位的摆放，即曾祖在中间，祖父、父在两边。此后，庶民祭祀“三代宗亲”被广为认同和采纳。成化年间任长乐知县的黄瑜就记载：“国初用行唐知县胡秉中言，许庶人祭三代，曾祖居中，祖左，祢右。”[39]弘治十五年进士徐问亦记载：“国初行唐县尹胡氏秉中言，许庶人祭三代。祠堂以曾祖居中，而左祖右祢。”[40]嘉靖五年进士田艺蘅也记载：“庶人祭三代，曾祖居中，祖左祢右。”[41]嘉靖八年进士罗虞臣说：“至于神位之制，国初时用知县胡秉中言，定庶人三代之礼，以曾祖居中，祖左祢右，斯盖圣代之懿规也。”[42]嘉靖十年会稽县丞金瑶亦记载：“据制，庶人止许祭三代，曾祖、祖、父。”[43]因此，从“三代宗亲”字样可进一步判定该画为明版。当然，笔者也发现有些清代、民国甚至现代家堂画也有“三代宗亲”字样[44]，但它们只是简单沿用了这一礼制符号而已，其画出的牌位数量和摆放方式皆误，说明后世并不了解“三代宗亲”的真意。相反，上文所示家堂画，不但有“三代宗亲”字样，而且还具体立了三块牌位，以体现“曾祖居中，祖左祢右”的明代礼仪。综上，我们可以判断该画为明版画。

综上可知，杨家埠明版家堂画虽由民间艺人创作，但同时也受到国家礼仪制度的深刻影响，可谓礼俗互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