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冀南广宗前魏村、北杨庄与杜家庄一带的乡村社会中，民间信仰色彩较为浓郁。村民在聊天中，会经常涉及“行好”之类的话题。我们进村入户时发现，村外建庙，讲究与邻村“庙门对庙门”[11]；新盖的房子都是高门大院，铁门或者是松木门，很有气派；大门外，一般在对邻墙上贴“出门见喜”红纸条，在自家外墙上砌刻“泰山石敢当”字样；大门两边镶有瓷砖，上面彩绘着狮子、喜鹊、梅花、牡丹等寓意吉祥的图案，木制门楣上雕有传统风格的花纹；大门以里，通常都会有一个很显气派的影壁，上面以瓷砖拼贴出多种吉祥图案，还会在影壁墙上凿出的一个10厘米见方的小洞内，供奉土地神或关公的袖珍神像；走进宽阔院落，南海老母供奉在院内南墙的小洞里，天地神则栖身于正房墙壁上的小洞里；进堂屋一般需要跨四五个台阶，观音供奉在堂屋内南墙上，还悬挂着一幅新旧不一的布制天地全神图。

当今冀南乡村相对贫困的经济生活与热闹异常的信仰活动，有时候不免让人产生疑惑，当地乡土传统是否曾因遭受20世纪各种运动而发生过断裂。其实，这一带是20世纪国家政治运动的活跃地带：1902年作为义和团运动余波的景廷宾起义在此地发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北杨庄是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因“西有太行，东有杜杨”而赫赫有名；“文化大革命”时期，梅花拳文场遭受冲击。不过，民间信仰传统却一直在这里绵延存续。可以说，在我们所关注的这片区域，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已超越了偶像神的崇拜模式，人们不再必然要借助一幅画像或者一尊雕塑来表达自己的信仰。一旦人们相信在特定空间存在着特定神灵，即便没有象征物，村民仍然可以在特定时候前往供奉祭拜，甚至过而生敬，默拜于心。如此浓厚的信仰风气，似乎使得这一带较为独特，但置之于整个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并不奇怪。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村落世界中，对于“世俗性”与“超越性”的区分从来就没有那么分明，两者一直难解难分。在“世俗性”与“超越性”杂糅交参的氛围中，凡是能够在乡村生活中凝结为传统的东西，必然要经过二者的长期考量与多次锻造。(www.daowen.com)

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梅花拳文场的“家”“国”理念，以及由此推衍的“官”“民”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是以血亲关系相缔结的。这种以血缘为联结纽带的“家”，与统摄千家万户的“国”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微妙的顺向逻辑关系：一方面，“家”有别于“国”，前者是血缘关系，后者是集群关系；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之“国”又是按照“家（天下）”的逻辑来建构的，“国—家”之间的同构关系乃是中国传统国家体制的真正活力所在。不过，在我们所考察的区域中，“家”已不仅仅是血缘缔结关系，还是被梅花拳文场借助“天地君亲师”表达的叙事，以家中立“架”的方式转化为一种信仰空间。因此，梅花拳文场“停官不停家”的表述，是在其“天地君亲师”的叙事中，凸显“国—家”之间本有的同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