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们对冀南广宗县前魏村、北杨庄与杜家庄的调查，梅花拳在当地一般村民心中的形象大致如下：“梅花拳会”是一种“信仰”；有里有外，有文有武；文的有“香桌子”“佛桌子”，主要是看香、供佛。[2]梅花拳文场向来有秘不示人的规矩，这一特点可能是造成当地村民对梅花拳形成上述印象的主要原因。

梅花拳文场的明显标志，是家中“立架”。一般说来，进入梅花拳武场即算是梅花拳弟子，但如果只学武而没有在家中“立架”，就只能算是“门外弟子”，有所谓“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之说。在梅花拳内部有“文管武”的说法，已“立架”的被认为是梅花拳文场弟子，一般会被尊称为“师傅”。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北杨庄设“架”的有30多户，前魏村有十几户，杜家庄已无。

“架”并非随便设立，而是要具备一定的资格。[3]一个人有无“立架”资格，首先要由梅花拳多个文场师傅集体评判。几个文场师傅共聚一室，面向“架”所代表的祖师神灵祭拜，叙说事由，然后通过“香礼”进行分析。其分析、测度以统称“香谱”的一些传抄本为依据，并由在场的文场师傅最终确定其是否有资格。一经确定，此人就可以在家中“立架”，修习文场。

所谓“架”，是供奉梅花拳历代祖师牌位的一处空间，也是梅花拳文场师傅个人“修功”与举行仪式的地方。“架”的设置大致是：从文字上看，中间写有“天地君亲师”神位，额书“一贯之道”，两侧对联是“振三纲须赖真武”“整五常全凭大文”；物品有供桌、香炉和供品等，供桌下摆放数个跪拜用的布垫；仪式上，有祈祷、冥想、看香礼等，统称“参架”。至于“参架”礼仪，清代梅花拳第五代传人杨炳曾在《习武序》中有系统描述。我们发现，现今在北杨庄、前魏村通行的文场礼仪，与杨炳《习武序》“立教条目”中描述的相关礼仪大致符合，显示出民间信仰传统的长期稳定性。(www.daowen.com)

曾为朝廷命官的杨炳，一朝归隐乡间，对梅花拳文场礼仪进行贴近官方叙事的规范化整理。他将“架”立于梅花拳的教习拳堂，在“天地君亲师”牌位两侧悬挂寓有儒学教化意味的对联，将拜师礼区分为“拜祖师仪”“徒拜师仪”，分别详注礼仪的时间、细则，并反复强调“切忌忘师背祖”“不可犯上作乱”等。他对梅花拳崇奉的三大祖师偶像做了这样的阐释：收元老祖“即天地也”，均天教主“即帝王也”，东都护法“即亲师也”。这种对“天地君亲师”的尊崇，意在强调个人面向生命源头、最高世俗权力与文化传承权威的归顺，可谓中国礼治文化的首义。荀子曾说：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4]

荀子所言“礼之三本”，是后世民间社会所信奉之“天地君亲师”的根据；从荀子的“三本”到民间的“天地君亲师”，两者虽然并不完全对等，但“报本反始”[5]的归源意识是一致的，而在传统中国的礼治文化框架中，所谓“本”之终极乃是宇宙之道。而梅花拳文场仪式中对于“天地君亲师”牌位的凸显，其特别值得关注之处，乃是在其仪式情境中对“师”之身份的“崇高化”赋义。它将“师”与“天地君亲”并置，更强调徒弟对于师傅的感恩情感与“报本反始”义务，由此强化师徒关系的不可更易性。在乡村日常生活中，师徒关系免不了带有功利互惠的性质，但梅花拳的文场仪式将这种关系纳入“天地君亲师”的系统中，予以提升。从民众本位来看，这其实是民间社会对国家传统之“礼”的一种承接与活用，以“礼”的名义整肃武术组织内部秩序，并向周边社会辐射。在这一过程中，像杨炳这类在朝为官、在乡为贤的人物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