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被看成是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共益（俗）”，其实受到了日本近代由国家导入的“公益（礼）”的很大影响。一度被我们认为似乎是传承已久的这种“社会性”传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民间社会的“传统”，其实并不是一直以来一成不变的，它实际上是在明治以后的近代受到国家导入的“社会性”概念的极大影响之下再构成而诞生的结果，其实是经历了一个被建构的过程而形成的。

但是，国家所企图的“公益（潜在的国益：礼）”，在地方，在民间，并没有单纯地按照国家计划的那样被简单地接受和容纳，而是在自上而下展开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所以，这里要说的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上的民众虽然遵从国家的计划——“公益（礼）”，却是在无意识误读原意或者有意识置换内涵的情景之下，以与国家计划相异的形式使之形成“共益（俗）”而开花结果。正是因为在地方、在民间，人们以不同于国家计划倡导的方式展开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然后才有了以上所介绍的被高度评价的资源管理体系——“共益”这样的制度存续至今。

所以，这里讲的“公益和共益”的话题，它们之间是互动的或者说是互为影响的，但是，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互动，这等于说不是一种静态的影响，而是一种动态的影响。这两者都处于流动的状态中，然后不断地进行纠缠、磨合，进而生成为另一种事物或现象，即“纠缠的对象（entangled objects）”[10]，在两者之间，一种新的事物或者说新的现象将会不断地被生成出来。

“纠缠的对象（entangled objects）”并非只存在于“公益和共益”的互动中，如“国家和民间”“传统文化和新生文化”“过去和现在”等相类似的两者间的互动，都将会连续不断地孕育新的事物、新的现象。它们的关系就像“公益和共益”一样，互相都有震动、都有摇动，然后互相经历不断的纠缠、磨合、融合，最后产生一个纠缠的事物——类似这样的一种现象，不仅在过去，在现在、在将来都将会一直不断地持续下去。

（菅丰，东京大学教授；陈志勤，上海大学副教授。本文原载《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有修改）

[1]如：《御堂关白记》，宽弘二年（1005年）；《高野山文书》，嘉応元年（1169年）等。

[2]译注：但是，下文中将介绍，来自西方的“公益”，其实经历了偷换概念，在日本被作为“国益”理解。

[3]Simon Vissering著，津田真一郎（真道）译：《泰西国法论》，东洋社（开成学校藏版），1878年，第112页。(www.daowen.com)

[4]Margaret A.McKean，“Management of Traditional Common Lands（Iriaichi）in Japan，”in Making the Commons Work：Theoretical，Historical，and Contemporary Studies，ed.Bromley D，et al（San Francisco：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Studies，1992），63-98.Margaret A.Mc Kean，“Common Property：What Is It，What Is It Good For，and What Makes It Work？”in People and Forests：Communities，Institutions，and Governance，ed.Clark C.Gibson，Margaret A.Mckean，and Elinor Ostrom（Cambridge，Mass：MIT Press，2000），27-55.

[5]羽柴雄辅：《竪洞に等しき小屋に属した漁業》，《东京人类学会杂志》（第29号）。

[6]菅丰：《川は誰のものか？—人と環境の民俗学》，吉川弘文馆，2006年，第42～43页。

[7]译注：原文为正统性或正当性。

[8]译注：这里的“谷”，是大川沿岸之谷的意思，即“大川谷”，也就是“大川乡”。

[9]山北町史编纂委员会：《渔业取缔规则》，1987年，第405～406页。

[10]译注：日语原文为もつれあった実体（entangled objects）。参考Nicholas Thomas，Entangled Objects：Exchange，Material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in the Pacific（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