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会”制度，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在日本民间培育起来的一种理想的民间性的“社会性”传统，但在其发展过程中，19世纪末自西洋输入的“公益”这个国家的“社会性”概念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入会”，是基于以共同体成员的“共同的利益”即“共益”为中心的生活思想而成立的制度。因为被认为在保障民众生活安全、救济弱者、确保平等性、解决纠纷、资源保全以及保持生态持续可能性等多方面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在由哈丁的公地悲剧发展起来的世界性公共资源（commons）论中备受关注。[4]

日本东北部新潟县村上市山北地区的大川乡，拥有一条宽阔清澈的大河——大川，是一个捕捞鲑鱼（大马哈鱼）的地方。到了秋天，这里会出现很多溯河洄游产卵的鲑鱼，它们逆流而上集中于此，鲑鱼一直是这一带一个重要的渔捞资源。大川乡传承着一种近乎原始的传统捕鱼方法，用柴草和竹枝捆绑成栅栏状并围成屋形，设置于鲑鱼必经之路的河边沿，以诱饵引鱼进入实施捕抓，在当地被称为“固笯（コド）”，已经具有300年以上的历史。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活跃于日本人类学草创时期的人类学家羽柴雄辅来到大川乡，“发现”了后来被他认为是近乎原始的捕鱼法——“固笯（コド）”。[5]

图1　大川捕鱼区分割成九个区域

图2　大谷沢村捕鱼区八个渔场(www.daowen.com)

围绕着管理和利用鲑鱼这种资源，大川乡很早就形成了被称为“入会（iriai）”组织的“山北町大川渔业协同组合”，但有关鲑鱼的资源管理及其利用是由属于渔业协同组合的“鲑鳟部会”具体承担，负责运营鲑鱼增殖、捕捞等事务。鲑鳟部会并不向渔协全体成员开放，至1990年，加入鲑鳟部会的是居住于大川沿岸的相邻的九个集落（自然村）：岩崎、府屋、堀内、大谷沢、温出、塔下、杉平、迟乡、岩石。鲑鱼捕捞只能在这九个集落所处领域内才能进行，其他位于大川上流的村落是被禁止进行捕捞活动的。[6]这九个集落共同把河流进行分割，相应共分割为九个区域（图1），每个集落拥有一段区域为捕鱼区，对这个空间的渔业资源进行管理和利用，各集落的组织形态都是自治管理。如以其中的大谷沢村为例，在自己的捕鱼区内再分割为八个渔场（图2），由渔师们竞标获得，投标需要付出费用，就是投标金。通过竞标方式向渔师们进行招标，是这个地方的一个特点。在这一段捕鱼区的空间中所获得的利益主要是竞标收入，即投标金，这些收入作为集落这个共同体的利益，对每个集落成员平均进行再分配。

对于鲑鱼渔捞而产生的利益，有两种情况体现了平等分配的原则，这正说明了“共益”的生成基础：一是充当集落中祭礼的经费，二是对于加入集落的全部户籍成员平均发放分配金。在大川乡，因为对于空间及其资源采用“共同管理”的方法，并且其利益遵循“共益返还”的方式，所以成为民间理想的公共资源管理的典型，在公共资源论研究中受到很大的关注。

这种被学界认为的当地的“共益”理念，在日本的有关“入会”制度的研究中，研究者一直认为它是很早就已经形成的本土传统，并认为它传承到现在一直没有发生过变化，但事实上，并不是如一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这种理念是一成不变地发展延续至今的，而是早在19世纪以来，西方引入的外来概念其实已经对它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所以，初识像大川渔业协同组合那样的社会制度，一般都以为它是自古就有的传统，但其实它具有19世纪以后根据国家推行的“公益”概念普及而生成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