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日本的“社会性”传统的时候，“公益和共益”这个话题是一个非常好的素材。公益可以看成是一种“礼”，共益可以看成是一种“俗”。本文要探讨的是一个日本的例子，在考虑国家与民间的关系的时候，也是非常恰当的一个选题。

公益作为一种“礼”，在日本是由国家主导的理想型的“社会性”传统：其一为自古以来对朝廷、政府等的国家统治者而言的利益，在11世纪以来的古代文献[1]中，相关意思的语句经常出现，主要代表国家统治者的利益；但我们现在说的公益，并不是日本旧有的代表统治者利益的公益，而是来自西方的概念，即为其二，为公益的另一个意义，是日本19世纪以后的近代由西方输入、翻译的概念，代表“公共的利益”，源自英文“public interest”。而共益作为一种“俗”，在日本，是从民间发展起来的民众的理想型的“社会性”传统，是代表共同体构成人员的“共同的利益”，它与公益不同的是在共同体内部，对共同体成员进行平等的利益分配。但要明确的是：“公益”这个词语出现在历史文献中，以近代为界前后内涵不同，前者为统治者利益之意，后者为来自西方的公共利益之意；[2]而“共益”是学界指代民间“社会性”传统的一个学术用语，并非在历史文献中出现过。共益被认为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民间习俗，比如在日本民间存在的“社会性”传统中，被称为“入会（iriai）”的社会制度是其中之一，是共同体的成员共同管理和利用空间、资源，并向共同体成员平等分配其利益的一种社会制度。

在日本学界，公益和共益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互相断裂的，或者说是一种对立的概念。对于公益，如上所说，既有以往的代表国家统治者利益的意思，又有现在使用的代表公共利益的意思，但对于共益，一直被认为是自古以来在民间独自发生、发展起来的一种成熟的“社会性”传统。但如果深入考究的话，其实它并非如此纯粹，事实上，共益的理念，是与日本明治政府在19世纪以后为了近代国家建设而向国民灌输的公益的理念相融合的结果，也就是说，被认为民间“社会性”传统的共益的思想，是国家的“礼”和民间的“俗”在互为“纠缠”的过程中，被进一步强化起来的“社会性”传统。(www.daowen.com)

本文将以新潟县村上市（原山北町）大川乡为例，对被看成为似乎真的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民间的“社会性”传统进行考察，揭示这种传统其实是受到了在近代由国家导入的“社会性”概念的极大影响而被再构成的事实，并以“纠缠的对象（entangled objects）”这个观点为视角，对公益（礼）和共益（俗）的互动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