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城大庙位于山东潍坊昌邑市龙池镇瓦城村[33]，是目前所知较早为孙膑单独立庙的庙宇群。瓦城村地处潍河下游、渤海莱州湾南岸，古称“鄑（訾）城”，曾是春秋时期纪国鄑邑的治所，有过辉煌的历史。[34]至清末民初时的瓦城大庙，占地30余亩，以孙膑为主神，有正殿、寝殿、配殿、山门等建筑共30多间，1948年被全部拆除。据明《莱史》记载，该庙始建于宋熙宁四年（1071）：“神宗熙宁……四年，建孙子庙于昌邑之瓦城。”[35]

赵士喆依何而记我们不得而知，考察《莱史》其他历史记载，皆似有据，因此此条记载应较为可靠。不过，方志文献却多将熙宁年间的这次修庙描述为“重修”，同样难知所据。

孙子庙，在县西北三十里瓦城社。宋熙宁四年重修，内有古槐二株，老干虬枝，盘绕如云状。[36]

孙子庙，在县西北三十五里瓦城。孙膑食邑于鄑，后人立祠祀之，祠有奇槐二株。宋熙宁四年重修，国朝顺治十七年，道人孙守德重修。[37]

瓦城现存碑刻亦持此说，如民国八年瓦城社人孙际凤（生于1834年）《孙庙奇槐赞》碑载：

此槐不记年载，相传先槐后庙，而庙亦不知建自何时。详考碑记，惟宋熙宁时所立者为至远，然亦系重修，则此庙之建未必自宋始，而槐之由来，更不知从何朝代矣。[38]

显然，明代赵士喆以及方志碑刻所记载的“熙宁四年建”或“熙宁四年重修”，可能都与北宋熙宁年间所立的一通碑有关，但所载为何相异？这是个相当有意思的问题。

其实，清代学者严可均的《铁桥漫稿》，已经大致破解了这一谜团，只不过当地士人有意无意冷落此说，另有热衷。严可均在《重刻瓦城王朱轸庙碑（宋熙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一文中，断定此碑最初是为瓦城王朱轸所立，而当时所谓的瓦城“孙子庙”实为“朱轸庙”：

碑在昌邑县西北卅里瓦城村古庙中。以碑有“减灶”之语，故方志误称“孙子庙”。元于钦《齐乘》：昌邑县西北海滨訾城，俗呼为瓦城，半为水渐，城南有孙武庙。《一统志》云：内有古槐，甚奇。庙祀孙膑。又谓膑食邑都昌。是旧为孙武庙，后又祀孙膑，则沿讹已久。

考昌邑即汉都昌。《汉初功臣侯表》：高帝六年，封朱轸为都昌侯。孙大参星衍据“朱轸以队帅，先降翟王，虏章邯侯”，与碑所云“大汉兴龙元祀，及平暴秦川”等语合，证此为朱轸庙，确不可易。

余验碑文，似元是六朝、唐碑，熙宁间重刻，复加改补，故多脱误不可通。然赖此碑尚存，而千年遗庙始能考出，亦快事也。[39]

严可均这段记载信息丰富，持之有据，价值很大。第一，他推翻了当地士人根据《齐乘》“城南有孙武庙”、《一统志》“庙祀孙膑”等方志文献，所推断出来的“旧为孙武庙，后又祀孙膑”并“沿讹已久”的流行说法。顺便一提的是，瓦城大庙可能从来就不曾是“孙武庙”，有关“旧为孙武庙，后又祀孙膑”的说法，应是对于钦《齐乘》卷六一段话的误读：“孙武子，潍州昌邑县北海滨有庙。武孙膑，齐军师。”[40]显然，于钦所言“孙武子”即指武将孙膑，其身为齐国军师。因此，严可均所言“（瓦）城南有孙武庙”应为孙膑庙（或称孙子庙），即元代时瓦城庙宇已为孙膑庙了。

第二，断定瓦城庙宇最初应为“朱轸庙”。严可均经过现场考证，完全同意清代学者孙星衍的分析，即依据“朱轸以队帅，先降翟王，虏章邯侯”与碑上字样“大汉”“兴龙”“元祀”“平暴”“秦川”等，推断瓦城大庙应是朱轸庙。值得注意的是，该碑名称“重刻瓦城王朱轸庙碑”应为严可均在文中使用，而非在原碑上所见，否则孙星衍也就不必与《史记》合证将庙断为朱轸庙，而严可均也就不会有“千年遗庙始能考出”的欣喜。

第三，严可均解释了“旧为孙武庙，后又祀孙膑”这一说法为什么会以讹传讹。他认为，该碑有“减灶”字样，因此方志便误以为是“孙子庙”。考“减灶”典故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41]，孙膑在马陵之战中曾使用“减灶”计策击败庞涓，此后人们常用此指代孙膑，或喻指杰出军事才华，成为典故。[42]宋熙宁碑上的“减灶”一语，严可均认为应是颂扬朱轸的杰出军事才华。不过，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至迟在元代，瓦城大庙中孙膑已成为庙内主神，而朱轸信仰则几近消失。[43]这说明，瓦城大庙从“朱轸庙”到“孙子庙”的转换并“以讹传讹”，大约就发生在宋元之间。

显然，朱轸庙已有一定历史，或为六朝甚或更早的时候所立。朱轸是何许人，人们为什么会在瓦城一带为之修建庙宇？据《史记》记载，朱轸为西汉立国功臣，被汉高祖刘邦赐封为侯，列第二十三位。[44]他跟随刘邦起沛，因“降翟王，虏章邯”定三秦之功，被封为都昌侯，食邑为都昌国，累世封爵，传朱率、朱诎、朱偃、朱辟疆五世后国除。都昌即为今昌邑之地，朱轸食邑于此。[45]至元康四年（前62），朱轸的玄孙朱先以“公士”身份被诏复家。[46]朱轸后人自元康四年又获得祭祀祖先的资格，并且绵延后世。不过，朱氏后人在昌邑一带为朱轸修庙祭祖，起于何时尚不得而知。(www.daowen.com)

至于神主易变原因，除朱氏家族衰落，其实更重要的应是与国家礼制变迁，以及朱轸、孙膑二人在潍北社会影响力的此消彼长有关。自唐代以来，朝廷将孙膑纳入国家祀典，赐予封号，虽屡有进退，但其社会影响应是逐渐扩大的。宋时，孙膑崇拜已然兴盛，各地出现了附会孙膑的风物传说，如宋人提及的“孙膑坡，在和顺西一百二十里西，接马陵关，即孙膑伏兵处”[47]，“孙膑山，在州南，因上有孙膑寨，故名”[48]。相形之下，朱轸除了在汉初封侯外，在历朝历代一直未获封号、纳入祀典。当然，与孙膑的显赫功绩、足智多谋的传奇形象相比，朱轸也逊色不少，而这些都是能否在地方成神的重要因素。

潍北瓦城一带民众为什么会特别崇拜孙膑，以至于修建庙宇隆重祭祀？方志多载，昌邑之地旧为孙膑封地。目前所见的最早记载，为明景泰七年（1456）《寰宇通志》：“孙子庙，在昌邑县西北三十里。孙膑仕齐，食邑于此，故祀之。”[49]那么，孙膑是确有都昌封地，还是地方官员因为瓦城孙子庙香火旺盛，而孙膑又为齐人，而引发的想象呢？有学者注意到，战国时期的齐国虽广行赏赐，但只是对文人赏赐丰厚，异乎寻常地忽略了军功赏赐，甚至没有建立明确的军功赏赐制度。在整个战国时期，齐国屡有征战，立军功者绝非少数，然而见于史籍记载的赏赐屈指可数。细搜史籍，未见威王对孙膑的任何封赏。[50]而且，元《齐乘》提及都昌曾为朱轸食邑，其作者于钦生于齐地、官于齐地，如孙膑曾封于此，应不至漏。显然，都昌为孙膑食邑的说法应该是一种后人附会的地方性想象。

孙膑封地之说，显然遵循的是将传说“在地化”的民间叙事逻辑，关于民间传说“在地化”的研究成果甚多。[51]上述文献中关于孙膑封地的言说，应是基于提升地方影响力的需求。这样一种集体记忆的建构，其意在彰显地方历史之悠久，是否贴近历史真实的考量则是第二位的。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往往以援引国家礼仪为手段，构建地方权威以资教化，呈现出国家正祀的地方化过程。孙膑尽管在国家正祀中时有进退，但曾入祀封爵本身就已经意味着资本的获得，地方社会的修庙祭祀之举，既是对国家礼仪的迎合，又对地方社会秩序的整肃具有意义。于是，在元代甚或更早，瓦城成为潍北地区孙膑崇拜的圣地，此后多有官员、文人作诗为文推波助澜，“孙膑封地说”几成板上钉钉的“历史事实”。如清康熙年间昌邑县令许全临诗：“孙子祠堂岁祀供……勋业昔时消作梦，神灵此日回能通。溟沧一望墩台远，为奠波涛巩旧封。”[52]清乾隆年间昌邑县令周来邰诗：“功成当日此分封，犹有双槐覆荫浓……”[53]曾任知府的徐培琪于清光绪二十三年撰碑：“升平郡王庙创建有自来矣。考之，孙子建功于齐，食邑于鄑，鄑人共沾其恩泽，故立之庙而祀焉。”

在当地村民的口述中，“孙膑封地说”更显生动，甚至连“瓦城”之名的由来也附会到孙膑身上。我们近年来在当地的田野调查中，采集到相关的多种传说，大致与历史上这一带地贫人穷、赋税繁众、海潮频袭[54]等状况相关。如齐国军师孙膑来此就封时，曾组织民众烧砖筑垒，以防海潮。

听老人说，孙膑被皇上批到这个地方了。那时候没有皇上，叫国王，打了胜仗以后，有了功，就到这了，嘉奖他的，看好哪个地方就去哪。结果一看，渤海南岸是老百姓穷苦地方，盐碱地啊，就选了这个地方。那些好地方他都不去啊，这里荒无人烟，得民心啊。他跟老百姓要税少，（老百姓）得了好处了，这不就慢慢地富裕了。后期又迁了些民来，俺们都是洪武二年迁来的，从四川老槐树底下迁来的。后期孙膑没了以后，（我们）就想起这个孙膑老爷来，人这么好，人们就给他盖个小庙。原来是小庙来着。[55]

他（孙膑）就是俺这地方的呀，骑着牛，管辖这一块……有灵验啊，保证海水不上涨淹庄稼……再早孙老爷有个前殿和后殿，孙老爷踩着一个海眼，掀开下面就是咕噜咕噜的海水啊，就跟井似的。孙老爷在那，潮水就过不来啊。

升平郡王是封的孙膑啊，马陵战役胜利后就封在这里了。到咱这里后，老百姓该拿税时孙膑不让拿，老百姓就给他修个庙啊。[56]

在这些口述资料中，孙膑俨然化身为一个清廉务实、体恤百姓的仁德地方官，很符合当地民众心中的“青天大老爷”形象。旧时，瓦城一带土地盐碱化严重，赋税繁重。明代兵部左侍郎葛缙曾这样描述家乡昌邑：“邑地广而人稀，河决海淤，二十里之外沙碱荒芜，一望无际，且赋重差繁，贫无蓄积，里无百金之产。”[57]“孙膑封地说”的民间建构当与此有关。孙膑在这一带还兼有雹神之职，亦是同理。瓦城《莱州邋遢官庄进香碑序》曰：“遥想孙子焉，人也。事鬼谷……减灶战庞涓，而威名震一国，庇我一方……执使冰雹之神也。”[58]在更多的民众口述中，孙膑是“全神”，如掌管丰收的农业神、靴业和皮革业的行业神等，即便其是“刑余”之身，也被塑造为善于治病尤精治腿疾的医神。民间叙事中民众所崇拜的孙膑，因身体残疾而更显传奇，进而成为无所不能的神仙，与历史上国家正祀对孙膑历史形象的“吹毛求疵”确有不同。这其实是孙膑崇拜由国家礼仪向地方化表达的关键所在，“孙膑封地说”则是这一现象在潍北地区的特别表现而已。无独有偶，尽管孙膑自北宋宣和年间被封为“武清伯”后再未见册封的记载，但在瓦城大庙里的碑刻中，常提及其“升平郡王”的封号：

徐家庄碑记

鄑乎，盖古鄑邑也，多胜概焉。伟人达士，往之旅之，登台四知，越过阜三贤，荷香，升平郡王殿有奇槐于阶，古厝苍老，形似风龙，不知几历，年所□堂，郡王……为同社人……

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十四日立

该碑是瓦城庙宇现存最早的碑刻，刻字很浅，模糊不通，应是当地人士所为。碑文所提到的徐家庄为瓦城村南邻村庄，相距约一里地。碑文以昌邑名胜古迹起笔，大殿被冠以“升平郡王殿”之名。在村民记忆中，晚清民国时期的瓦城庙宇山门外，还悬有“升平郡王”的旗帜。“升平郡王”之名虽不知起源于何时何地，但被悬之于旗，用之于庙殿之名，显然是与“孙膑封地说”一样的地方圣地建构行为，则无可置疑。

至晚在清代，瓦城村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山会。清乾隆《昌邑县志》曰：“瓦城会：正月十四日，九月初一日。”两次庙会，以正月十四为盛。每年正月十四这天，瓦城大庙都会举行盛大的孙膑出巡仪式活动，人们抬着神像从庙宇出发，往各村巡游。我注意到，瓦城庙会在这一带有“开山会”的象征意义[59]，从而显示出区域信仰中心的权威性。显然，正是在地方士绅与民众的互动过程中，瓦城村一带的“孙膑（都昌）封地说”与孙膑崇拜仪式相结合，促成了晚清民国时期瓦城大庙的盛况，成为区域社会的信仰中心。此外，潍北瓦城孙膑崇拜圣地的建构，特别是宋元之间以瓦城大庙神主转换为代表的孙膑崇拜的在地化过程，和“孙膑（都昌）封地说”的明清成型，不应仅仅视作与孙膑入祀有关的国家正祀向民间社会的渗透，而是与元代以来民间文艺中孙膑题材的大放光彩有莫大关联。元代以来，与孙膑相关的话本、戏曲、小说等大量涌现，为其在民间社会的神化培植了深厚土壤。如元话本《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平话后集》、元杂剧《庞涓夜走马陵道》《后七国乐毅图齐》；明小说余邵鱼《春秋列国志传》，冯梦龙《新列国志传》，吴门啸客《孙庞演义》等；清代以孙膑为素材的白话小说数量远超前代，主要有蔡元放《东周列国志》、杨庸《东周列国志辑要》、杨景淐《鬼谷四友志》，佚名所撰《走马春秋》《锋剑春秋》等。在这些作品中，孙膑被塑造为足智多谋、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演草成阵的神仙形象，孙膑的功业被无限夸大，甚至还有得灵丹医好跛足、功成隐退、修道山林的完美结局，而孙膑形象由此更加脍炙人口。这些曲艺小说影响所及，丰富了关于孙膑的知识系统，并为民间社会用于孙膑崇拜的叙事建构。比如作为孙膑坐骑的“独角神牛”，出于元明清时期话本戏曲小说的演绎，并为瓦城一带的孙膑崇拜活动所普遍吸纳，就是一例。

综上所述，自明代以后消失于国家正祀的孙膑形象，却因其传奇色彩在民间获得了极强的生命力。瓦城大庙由朱轸到孙膑的神主更易，与“孙膑封地说”在瓦城一带的在地化过程，与其说是国家礼仪推行的过程，毋宁说是地方士绅迎合“国家大一统”观念，为整合地方社会而对国家正祀资源的主动运用。在悠久的中国社会历史上，由国家正统与地方文化发展交织而成的文化整合，当是常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