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进入官方祀典自唐代始，在武成王（姜尚）庙中作为配祀，此后经历了或立或废的多次反复。唐虽以武力开国，但因承平日久，崇尚科举入仕，社会风气渐转向重文轻武。为扭转这一趋势，朝廷试图以祭祀武成王礼仪的方式，来抬高武人的地位，维持朝野的尚武风气。[17]上元元年（760），朝廷诏令尊太公为武成王，选择历代良将十位作为“十哲”陪侍，但未有孙膑。至建中三年（782），采纳礼仪使颜真卿的建议，增列历代良将六十四人作为武成王庙配祀，始有孙膑：

建中三年，礼仪使颜真卿奏：“治武成庙，请如《月令》春、秋释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诸侯之数，乐奏轩县。”诏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六十四人图形焉：越相国范蠡，齐将孙膑，赵信平君廉颇，秦将王翦，汉相国平阳侯曹参、左丞相绛侯周勃、前将军北平太守李广、大司马冠军侯霍去病……[18]

这是目前所见将孙膑列入官祀的最早记载。不过，至德宗贞元二年（786）二月，朝廷采纳刑部尚书、知删定礼仪关播的建议，孙膑等诸将不再配享，“唯享武成王及留侯，而诸将不复祭矣”[19]。此后群臣对于武成王庙制多有非议，发生辩论，反映了文人群体对以武立国风气的怀疑。[20]

宋时沿袭唐制仍设武成王庙，在陪祀武将人选和等级位次上多予调整。其中，关于孙膑能否作为武成王配祀争议很大。乾德元年（963）四月，孙膑的武成王配祀资格被撤掉：

初，上（赵匡胤）幸武成王庙，历观两廊所画名将，以杖指白起曰：“起杀已降，不武之甚，胡为受飨于此？”命去之。左拾遗、知制诰高锡因上疏论王僧辩不克令终，不宜在配飨七十二贤之列。乃诏吏部尚书张昭、工部尚书窦仪与锡别加裁定，取功业始终无瑕者。癸巳，昭等共议……退魏吴起、齐孙膑……凡二十二人。[21]

在这一事件中，早已作古的孙膑等是否有配祀资格，其实是朝廷政治导向的“棋子”。最初，宋太祖对于在武成王庙中祭祀“起杀已降，不武之甚”的秦将白起极为不满，下令去除。知制诰高锡为了投合宋太祖心理，又揪出“不克令终”的王僧辩也不宜配享，于是宋太祖设定“功业始终无瑕者”的考核原则，裁撤大批名将的配祀资格。显然，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割据、武将跋扈在宋太祖心中阴影未消，他不仅直接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等强硬措施，而且通过调整武成王庙陪祀人选和位次的方式，显示了皇权的绝对权威。与此同时，他还通过提高文官及士大夫的地位，提倡儒家伦理道德等方式，达到贬抑征伐武功、彰显文治德治的政治目的。[22]当然，并非所有朝臣都明晓宋太祖的这一政治意图，也有大臣对此不表赞同，认为这是在吹毛求疵。[23]秘书郎、直史馆梁周翰在奏言中还以孙膑等人为例，认为其尽管是“刑余之人”，难称完美，但其功业名称已为乡野樵夫熟知，列将通侯追慕，去除武祠并非善策。这一奏章的结果，是“上以升降之制，有所惩劝，不报”[24]。武成王庙配祀有所升降，意在对朝臣敲山震虎，有所惩劝，宋太祖对梁周翰的奏章当然不会批准。

既然意在政治导向，宋太祖关于武成王庙配祀制度的调整终究是灵活的。时过境迁，开宝三年（970），宋太祖又让人重新评定历代功臣名将。言官将孙膑等二十四人列为“勋德高迈，为当时之冠”者，连同“为之次”者八人、“又次之”者三人一起上报。最终，确定为孙膑等二十三人，各置守坟三户，余则“功名次者八人，各置两户”“功名又次者三人，常禁樵采，不得侵耕”：

又诏，前代功臣、烈士，详其勋业优劣以闻。有司言：“齐孙膑晏婴……等，皆勋德高迈，为当时之冠……”[25]

开宝三年十月五日，诏前代帝王已创兴祠庙，修葺园陵，仍据事迹高卑，各置守陵庙户外，其功臣烈士，今定名德高者二十三人，各置守坟三户。孙膑、陈平、韩信、周亚夫、长孙无忌、魏徵、李、尉迟敬德、浑瑊墓十，并破损……所置守坟户，并以侧近中等以下户充，二税外免诸色差役。庙宇常须洒扫，无致摧圮；坟陇林木，常禁侵伐，无林木者，常令栽植。委逐县检校，每岁终，具有无破损申州。[26]

可以看出，这则诏令的下达是针对特定的孙膑祠庙，但具体地点尚不得而知。[27]

至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孙膑恢复了配祀地位，“自张良、管仲而下依旧配享，不用建隆升降之次”[28]。此后，孙膑等的地位有所提升，其中孙膑在宣和五年（1123）获封“武清伯”：

宣和五年，礼部言：“武成王庙从祀，除本传已有封爵者，其未经封爵之人，齐相管仲拟封涿水侯，大司马田穰苴横山侯，吴大将军孙武沪渎侯，越相范蠡遂武侯，燕将乐毅平虏侯，蜀丞相诸葛亮顺兴侯，魏西河守吴起封广宗伯，齐将孙膑武清伯……”[29]

北宋宣和五年这次赐封，与北伐收复燕云地区的战役获胜有着莫大关系，朝廷借封祀显示对于武功的重视。整体看来，宋朝上承唐末五季兵戈战乱之后建国，故统治者急于结束动乱、重建社会秩序，与此同时也力图扭转重武轻文的社会风尚。随着军功集团的快速消亡和文官士大夫当政局面的形成，因礼制惯性延续而设置的武成王庙，逐渐被赋予传统的儒家道德观，统治集团以正统的伦理标准为其定位，将武功纳入文德的范畴之内。在此背景下，不仅武成王庙的礼仪明显低于文宣王庙，其场所还不时被派作其他用途，且对内中从祀武将有裁撤之举。后来，不断调整配祀人员的武成王庙，逐渐演化为文宣王庙之附庸，成为宋朝推行“崇文抑武”国策的辅助工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30]此风延至元代。“武成王立庙于枢密院公堂之西，以孙武子、张良、管仲、乐毅、诸葛亮以下十人从祀”[31]，武成王配祀只保留了“十哲”，孙膑被取消配祀资格。以征伐天下为能事的元代，却特别注意复兴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家礼仪。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太祖诏以历代名臣从祀帝王庙，对唐宋元以来所祭祀的武成王“罢庙祭，去王号”[32]，相沿600多年的武成王庙制度被废除，武成王遂成为附祀历代帝王的三十七名臣之一，孙膑被排除配祀之列，消失于国家礼制之中。

综上所述，朝廷礼制彰显的是皇权意志，孙膑作为前朝武将的入祀与废祀的变动，反映的是历朝皇帝的政治导向。足智多谋、战功显赫，是孙膑得以进入朝廷祀典的重要资本，而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良臣择主而事”的战国时期的社会观念，与自身的残疾特征，以及不得善终的结局，则导致他在国家正祀中处于边缘状态并最终被撤废。不过，孙膑崇拜自明代始在国家礼仪中的退出，则又为其在民间的兴盛打开了方便之门。(www.daowen.com)

开宝三年十月五日，诏前代帝王已创兴祠庙，修葺园陵，仍据事迹高卑，各置守陵庙户外，其功臣烈士，今定名德高者二十三人，各置守坟三户。孙膑、陈平、韩信、周亚夫、长孙无忌、魏徵、李、尉迟敬德、浑瑊墓十，并破损……所置守坟户，并以侧近中等以下户充，二税外免诸色差役。庙宇常须洒扫，无致摧圮；坟陇林木，常禁侵伐，无林木者，常令栽植。委逐县检校，每岁终，具有无破损申州。[26]

可以看出，这则诏令的下达是针对特定的孙膑祠庙，但具体地点尚不得而知。[27]

至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孙膑恢复了配祀地位，“自张良、管仲而下依旧配享，不用建隆升降之次”[28]。此后，孙膑等的地位有所提升，其中孙膑在宣和五年（1123）获封“武清伯”：

宣和五年，礼部言：“武成王庙从祀，除本传已有封爵者，其未经封爵之人，齐相管仲拟封涿水侯，大司马田穰苴横山侯，吴大将军孙武沪渎侯，越相范蠡遂武侯，燕将乐毅平虏侯，蜀丞相诸葛亮顺兴侯，魏西河守吴起封广宗伯，齐将孙膑武清伯……”[29]

北宋宣和五年这次赐封，与北伐收复燕云地区的战役获胜有着莫大关系，朝廷借封祀显示对于武功的重视。整体看来，宋朝上承唐末五季兵戈战乱之后建国，故统治者急于结束动乱、重建社会秩序，与此同时也力图扭转重武轻文的社会风尚。随着军功集团的快速消亡和文官士大夫当政局面的形成，因礼制惯性延续而设置的武成王庙，逐渐被赋予传统的儒家道德观，统治集团以正统的伦理标准为其定位，将武功纳入文德的范畴之内。在此背景下，不仅武成王庙的礼仪明显低于文宣王庙，其场所还不时被派作其他用途，且对内中从祀武将有裁撤之举。后来，不断调整配祀人员的武成王庙，逐渐演化为文宣王庙之附庸，成为宋朝推行“崇文抑武”国策的辅助工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30]此风延至元代。“武成王立庙于枢密院公堂之西，以孙武子、张良、管仲、乐毅、诸葛亮以下十人从祀”[31]，武成王配祀只保留了“十哲”，孙膑被取消配祀资格。以征伐天下为能事的元代，却特别注意复兴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家礼仪。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太祖诏以历代名臣从祀帝王庙，对唐宋元以来所祭祀的武成王“罢庙祭，去王号”[32]，相沿600多年的武成王庙制度被废除，武成王遂成为附祀历代帝王的三十七名臣之一，孙膑被排除配祀之列，消失于国家礼制之中。

综上所述，朝廷礼制彰显的是皇权意志，孙膑作为前朝武将的入祀与废祀的变动，反映的是历朝皇帝的政治导向。足智多谋、战功显赫，是孙膑得以进入朝廷祀典的重要资本，而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良臣择主而事”的战国时期的社会观念，与自身的残疾特征，以及不得善终的结局，则导致他在国家正祀中处于边缘状态并最终被撤废。不过，孙膑崇拜自明代始在国家礼仪中的退出，则又为其在民间的兴盛打开了方便之门。

开宝三年十月五日，诏前代帝王已创兴祠庙，修葺园陵，仍据事迹高卑，各置守陵庙户外，其功臣烈士，今定名德高者二十三人，各置守坟三户。孙膑、陈平、韩信、周亚夫、长孙无忌、魏徵、李、尉迟敬德、浑瑊墓十，并破损……所置守坟户，并以侧近中等以下户充，二税外免诸色差役。庙宇常须洒扫，无致摧圮；坟陇林木，常禁侵伐，无林木者，常令栽植。委逐县检校，每岁终，具有无破损申州。[26]

可以看出，这则诏令的下达是针对特定的孙膑祠庙，但具体地点尚不得而知。[27]

至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孙膑恢复了配祀地位，“自张良、管仲而下依旧配享，不用建隆升降之次”[28]。此后，孙膑等的地位有所提升，其中孙膑在宣和五年（1123）获封“武清伯”：

宣和五年，礼部言：“武成王庙从祀，除本传已有封爵者，其未经封爵之人，齐相管仲拟封涿水侯，大司马田穰苴横山侯，吴大将军孙武沪渎侯，越相范蠡遂武侯，燕将乐毅平虏侯，蜀丞相诸葛亮顺兴侯，魏西河守吴起封广宗伯，齐将孙膑武清伯……”[29]

北宋宣和五年这次赐封，与北伐收复燕云地区的战役获胜有着莫大关系，朝廷借封祀显示对于武功的重视。整体看来，宋朝上承唐末五季兵戈战乱之后建国，故统治者急于结束动乱、重建社会秩序，与此同时也力图扭转重武轻文的社会风尚。随着军功集团的快速消亡和文官士大夫当政局面的形成，因礼制惯性延续而设置的武成王庙，逐渐被赋予传统的儒家道德观，统治集团以正统的伦理标准为其定位，将武功纳入文德的范畴之内。在此背景下，不仅武成王庙的礼仪明显低于文宣王庙，其场所还不时被派作其他用途，且对内中从祀武将有裁撤之举。后来，不断调整配祀人员的武成王庙，逐渐演化为文宣王庙之附庸，成为宋朝推行“崇文抑武”国策的辅助工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30]此风延至元代。“武成王立庙于枢密院公堂之西，以孙武子、张良、管仲、乐毅、诸葛亮以下十人从祀”[31]，武成王配祀只保留了“十哲”，孙膑被取消配祀资格。以征伐天下为能事的元代，却特别注意复兴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家礼仪。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太祖诏以历代名臣从祀帝王庙，对唐宋元以来所祭祀的武成王“罢庙祭，去王号”[32]，相沿600多年的武成王庙制度被废除，武成王遂成为附祀历代帝王的三十七名臣之一，孙膑被排除配祀之列，消失于国家礼制之中。

综上所述，朝廷礼制彰显的是皇权意志，孙膑作为前朝武将的入祀与废祀的变动，反映的是历朝皇帝的政治导向。足智多谋、战功显赫，是孙膑得以进入朝廷祀典的重要资本，而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良臣择主而事”的战国时期的社会观念，与自身的残疾特征，以及不得善终的结局，则导致他在国家正祀中处于边缘状态并最终被撤废。不过，孙膑崇拜自明代始在国家礼仪中的退出，则又为其在民间的兴盛打开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