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1]，齐国人，大体与孟轲、商鞅同时，处于战国中期，历经齐威王、宣王时代。《韩非子》《吕氏春秋》有简单记载。《韩非子》载：“孙子膑脚于魏……此十数人者，皆世之仁贤忠良有道术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乱暗惑之主而死。”[2]《吕氏春秋》载：“孙膑贵势。”[3]

较早详细记载孙膑的典籍为汉司马迁《史记》，载录其颇具传奇色彩的求学与军事经历，但未单独成传。《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使召孙膑。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4]篇中关于田忌赛马、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的生动描述，塑造了孙膑智慧过人的军师形象，但未提及其最终归处。

汉刘向《战国策》在描写田忌面对成侯邹忌排挤陷害时，提及孙膑为田忌所出的“袭齐都临淄、匡正齐君”之策：“孙子谓田忌曰：‘将军可以为大事乎？’田忌曰：‘奈何？’孙子曰：‘将军无解兵而入齐……然后背太山，左济，右天唐，军重踵高宛，使轻车锐骑冲雍门。若是，则齐君可正，而成侯可走。不然，则将军不得入于齐矣。’”[5]不难看出，国君对于“功高震主”的田忌集团的心态暧昧不明，而孙膑的计策看似自保，亦有欺君谋反之嫌。

此后，历代史家对于孙膑的载录，与司马迁所述基本相同。如唐欧阳询等撰《艺文类聚》、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宋张预《十七史百将传》、北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北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等。只有宋人曾巩在《战国策序》中说：“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很有可能是，尽管孙膑一生对齐国的强盛做出了杰出贡献，但因有忤逆表现而未得善终。[6]

大致看来，史载孙膑较为简洁，内容主要包括：拜名师鬼谷子求学，膑脚为刑余之人，善谋善战，为兵法家，其军事实践突出表现在“田忌赛马”和“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等战役中。历史上对于孙膑的评价颇不相同，大致可分为三类：

其一，颂扬孙膑的计谋和功绩，如《孙膑兵法·擒庞涓》：“孙子弗息而击之桂陵，而擒庞涓。故曰，孙子之所以为者尽矣。”[7]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信如卞和，智如孙膑。”[8]宋代罗烨《醉翁谈录》：“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智。”[9]宋章如愚《山堂考索后集》：“善兵如孙膑。”[10]明时，孙膑被明太宗（成祖）视作“身残志不残”的典范。《明实录》载：“甲戌，行在兵部尚书方宾言，幼官袭者有免缺，例不应袭。上曰：命武臣，当察其勇智怯懦及武事如何，岂当论相貌？孙膑既刖足，智尚可用，况立军功者皆望禄及子孙，一不得袭即禄绝矣。此人将来生子当不复免缺，岂可绝其禄？命袭之。”[11](www.daowen.com)

其二，视孙膑为善行奸诈之术、缺乏仁义之人。如汉班固《汉书·刑法志》：“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且班固认为，孙膑正是因为有道德方面的亏缺而不得善终：“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功灭亡于后。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其道然矣。”颜师古注：“孙武、孙膑、吴起、商鞅、白起也。”[12]宋人曾巩曾叙述商鞅、吴起、李斯的被杀，而且将孙膑和他们并列。[13]

其三，将其功过两分。如唐房玄龄《晋书》：“若乃衰周之末，贵诈贱诚，牵于权力，以利要荣。故苏子出而六主合，张仪入而横势成，廉颇存而赵重，乐毅去而燕轻，公叔没而魏败，孙膑刖而齐宁，蠡种亲而越霸，屈子疏而楚倾。是以君无常籍，臣无定名，损义放诚，一虚一盈。故冯以弹剑感主，女有反赐之说，项奋拔山之力，蒯陈鼎足之势，东郭劫于田荣，颜阖耻于见逼。斯皆弃礼丧真，苟荣朝夕之急者也，岂道化之本与！”[14]在这里，孙膑被描述为战国乱世中安定齐国的关键人物，但终归是贵权术富荣、缺乏仁德之人。《资治通鉴》在评论武成王庙配祀时说：“自孙、吴以降，皆以勇力相胜，狙诈相高，岂足以数于圣贤之门而谓之武哉！”[15]元人戴表元《剡源集》中的评论最具代表性：

按太史公不为孙膑特立传，而附于孙武，盖其事微耳，而世人称之常过实。夫膑以刑余之人而投齐，伥伥然求得其当以报魏，不啻郤克笑躄之仇、范雎折胁之愤也。故其从田忌也，一举救齐，再举救韩，皆不以取救为急，而急于乘梁之虚而残之者。此其志，无一饭不在梁也。马陵之役，耻幸仅伸，而终膑之身，不闻他业可纪。就言兵者窥之，尤浅之为丈夫哉。[16]

在戴表元看来，孙膑与范雎一样是睚眦必报之人，不可评价过高，其著名事迹“围魏救赵”“马陵之战”皆是为报私仇。司马迁未对其单独立传是恰当的。

总体说来，活跃于战国时期的孙膑，虽足智多谋、功绩彪炳却难以入圣，其“刑余”之身、诡诈兵术以及“匡正齐君”的谋策使其充满争议。他在史籍中的形象颇显矛盾，进而影响到他在唐宋以降进入国家祀典后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