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介的个体经历虽然未被纳入国家的宏大历史叙述之中，但在民间的记忆中她并没有因为身份的卑微而被忘却与湮没。在朝鲜王朝，像论介这样的妓生通常被认为是与贞节无缘，不分敌我，视所有男性为夫。而对一般女性而言，儒家思想的“忠”是她们日常行为实践的准则，“忠”的表象是对丈夫坚守节操。所以，如上文《东国新续三纲行实图》卷六《烈女》中朴氏事例所示那样，在壬辰卫国战争中，大多数女性是与丈夫同存亡或坚守贞节以死来抵抗敌人的玷污。与此相比，论介虽然是一个妓生，但她的死超越了上述一般女性的“贞烈”，成为与敌视死如归、殉国“忠烈”的象征。正是论介这样的身份与超越先见的行为，得到了柳梦寅及一些地方思想开放士大夫及当地民众的广泛认同，论介的记忆也由此在地方社会被连绵不断地传承。

在当地，地方有识者与民众通过不同形式的彰显和祭典仪式，使论介的个体经验作为记忆被表象和可视化。1629年，朝鲜著名义军将领郑文孚[13]（1565—1624）的儿子郑大隆（1599—1661）在论介抱敌投江的岩石上刻下“义岩”的文字。[14]1651年，在吴斗寅（1624—1689）的《义岩记》中记载，每年的春秋两次举行对论介义举的祭祀，所有祭礼活动都是由官妓们来完成。[15]从上文可以看出，壬辰卫国战争结束后的17世纪20年代末，民众就开始为论介立碑举行祭典活动了。论介殉国的美谈在当地广为传颂的过程中，为了也得到朝廷的认同和表彰，当地民众不断地向地方官上书请愿。庆尚右兵使崔镇汉（1652—1740）被幼学尹商辅等晋州民众的上书所感动。1721年，崔镇汉把民众的上书直接提交至备边司，请求当朝褒奖论介：

矗（石）楼之下，南江之上，有天下伤心处，乃义岩也。岩之义号，昔自龙蛇倭变后始有其名。则岂非千万古不朽之大义哉！何者当失守，城陷之日，师臣及守令（地方官），诸将血战，数三十员与皆抗节死义之后，惟余一妓论介者，生为国歼贼之计，（中略）唐薛仁杲之降旁仚地复叛。有王氏女取仚地所佩刀斩仚地，诏封崇义夫人。则惟此论介为公（国）除害（倭贼）之义烈，安有肯落于王女之后哉。当时战亡诸臣，则祠之额之，今无后憾。而至于论介，则百余年来，犹未能上彻天听，前后识者之。心惜义憾（后略）。[16](www.daowen.com)

如以上引文所示，这封给朝廷的上书大致可以划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讲述论介殉国的遭遇；第二部分引用唐朝封王氏夫人为崇义夫人的典故，请求朝廷给予论介褒封；第三部分请求也如战亡将帅一样给论介建祠题额。最终，在崔镇汉与晋州民众不断地努力向朝廷上书请求下，1722年，朝廷终于赐封了论介“义妓”的称号。论介的事迹得到官方的认可后，1724年，以崔镇汉与郑拭为中心，修建了“义岩事迹碑”；1740年，庆尚右兵使南德夏（1688—1742）修建了祭祀论介的“义妓”祠，并把晋州城沦陷、论介忌辰的6月29日这一天设定为祭日。[17]此后，晋州地方废除了每年6月29日的祭典活动，把论介和祭祀晋州战役中诞生的朝鲜民族英雄金时敏的忠愍祠及晋州“三忠”（金千镒、崔庆会、黄进三）的彰烈祠一同，实施春秋两次祭祀。[18]1868年，晋州牧使郑显奭（1867—1870年在任）重建了“义妓祠”，并且在原有的春秋两次祭祀外，恢复了每年6月举行祭祀论介的礼仪和歌舞活动。这样，官民一体祭祀官妓是朝鲜王朝有史以来的“事件”，这一祭祀活动称为“义岩别祭”。“义岩别祭”的称呼源于当时的晋州牧使郑显奭编写的《教坊歌谣》一书。郑显奭非常关心妓生文化，对板索里和音乐也有非常高的造诣。在《教坊歌谣》的“义岩别祭”的条目中，他详细记录了当时每年由300人的妓生连续三天举行的盛大歌舞祭典活动。[19]

从上述过程中可以看出，论介的个体经历的记忆化是在晋州地方社会的士大夫、有识者和与论介有着相同身份的官妓们的推动下，经过百余年，于1722年被纳入官方的祭礼活动。在这一过程中，论介的个体记忆超越了出身的贵贱，成为被高度认同的颂扬忠烈、殉国精神的象征；与此同时，朝鲜社会在壬辰卫国战争后再次遭遇战乱，个体经历中的忠烈精神作为化解社会动荡和不安定的有效因素，再次得到了最大化的颂扬。在此社会背景下，颂扬忠烈和体现民族精神的个体记忆进而被“官方”统合、吸收和改造，作为官方教化民众与巩固自身统治的重要因素，“官方”对其态度由排斥转向包容，再到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