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山西太原晋祠为例，具体阐释礼与俗的分合关系。关于晋祠的历史，传说是周成王小时候开玩笑，把弟弟叔虞封在唐地（当然唐国和晋国原来都不在今天太原这个地方，而在晋南），再下一代就改名为晋，即所谓的晋国。晋国或者唐的先祖即叔虞，晋祠开始出现于文献记载，就是叔虞祠。所以在北朝的时候就有在这里祭祀唐叔虞这个地方的诸侯合不合“礼”的争论。

千百年来，晋祠从一个单独的庙逐渐扩展，现在发展成为一处面积很大的寺庙群，甚至围绕晋祠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聚落，就是晋祠镇。当然这里的聚落是很古老的，在“三家分晋”那个年代，赵简子开始营建太原的前身（晋阳城）时，在这一带建立了赵国的势力中心。所以在晋祠争水故事中很有名的金胜村，考古发现了规模很大的赵简子的墓，还有很多隋唐时期的墓葬。

当然，在先秦时代，文献中并没有关于晋祠的记录，晋祠首先出现于传世文献，始于郦道元的《水经注》。因此，对唐叔虞的祭祀有可能出现于北朝，也有可能出现在北朝以前，我们关心的是，这个唐叔虞祠当时到底是个什么庙。我基本倾向于认为，叔虞祠以前是作为晋国或者赵国的国社跨越秦汉悄然存在于此的，后来北朝时期晋阳地区进行大规模营建，叔虞祠得以被“再发现”。到唐代，叔虞祠或晋祠是个官方认可的祈雨的所在，所以它一定是在礼制之内的。当然，这并不等于说，这里不是民间祈雨的所在，当国家将民间的社纳入礼制系统之后，对国家来说它是礼制之内的社，对于民众来说它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社。

晋祠旁边有个村子叫赤桥。到了晚清民国初，赤桥出了一个人物刘大鹏，他留下的《退想斋日记》已被研究者所熟悉。刘大鹏对家乡的历史很有感情，编写过《晋祠志》《晋水志》等书，让后人对晋祠这个寺庙群和周围村落的历史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通过他的记录，我们可以知道，除了主体建筑圣母祠、叔虞祠、水母楼以外，晋祠周围还有一系列比较小的寺庙。后来，晋祠周围的围墙把各种各样的寺庙圈起来，形成了一处寺庙群，它们属于一体。当然在刘大鹏的时代之前，晋祠并不完全是这样的，从北宋开始，原来单一的叔虞祠变成了一个二元的格局。

晋祠里面有两个主要的庙，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叫叔虞祠，一个叫圣母殿。这两个庙的背后体现了这里讨论的礼与俗的关系。宋太宗在打下太原后重修过晋祠，碑文中说，“晋祠者，唐叔虞之神也……乃眷灵祠，旧制仍陋，宜命有司，俾新大之”。这时的晋祠仍是祭祀唐叔虞的叔虞祠。宋真宗时，唐叔虞祠因地震摧毁。“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四月诏，平晋县唐叔虞祠，庙宇摧圮，池沼湮塞，彼方之人，春秋常所飨祭。宜令本州完葺。”[1]

但就是在这个时期，晋祠发生了变化，圣母殿的地位开始超过叔虞祠。北宋以前的叔虞祠本来也是人们用来祈雨的，不仅是地方民众，就是中央朝廷也是这样看和这样做的。我们不是很确定圣母殿或者它前身的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有人说它的前身叫女郎庙，也有人说是叔虞祠被改造成了圣母殿，但到熙宁十年（1077），朝廷就敕封晋水源神为“昭济圣母”，说明这个水神在民间有较大的影响已经有了不短的时间，因为国家不会给一个默默无名的地方神灵封赐的。奇怪的是，目前也没有材料让我们了解圣母殿的“前史”。可以确定的是，从建筑格局来看，大约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圣母已经取代叔虞，成为晋祠的主神。

在正对着圣母殿的莲花台上，铸有四尊“金人”，三尊都是北宋时期铸造，由民间捐献的。其中一尊身上的铭文是：“大宋太原府甲午□□社赵和等特敬□□舍净财铸铁人一……昭济圣母永充供养……神侍……永古舆情。俗……于长年，咸仰昭明……佑。绍圣五年……”[2]另外，在圣母殿中圣母塑像的座椅背后书有题记：“元祐二年四月十日献上圣母，太原府人在府金龙社人吕吉等，今月赛晋祠昭济圣母殿，缴柱龙六条，今再赛给圣母坐物椅。”[3]

可见，自熙宁、元丰年间晋祠主神由唐叔虞变为昭济圣母之后，晋祠已成为太原地区民间赛社的重要场所。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晋祠主神昭济圣母与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具有更直接的联系，具体来说，就是与这一地区的水利有直接联系。以前叔虞祠也是祈雨的场所，不能说与百姓的生活无关，因此也必然相沿成俗。但到北宋时期，政府大力推行水利建设，从被动地祈雨或靠天吃饭，变成主动地利用水资源，所以圣母所代表的晋源水神就更具象征意义了。

在这里，我们很难说是否民间之俗导致晋源水神成为国家正祀，即进入礼制；因为根据宋代这里的碑刻，本来这里的老百姓对晋祠水利是不感兴趣的，从目前的文献看，晋祠水利是国家主导的，所以在我看来，圣母在北宋时期开始与唐叔虞分庭抗礼，甚至逐渐超越后者，政府是首倡者，是大力推动者。只是水利事业搞起来以后，一系列水利制度的建设与维持使民众需要圣母这个象征性资源，因此也逐渐形成各种民俗传统。从表面的意义上说，这又是由礼入俗。所以，国家和民众在圣母的塑造上，对这个资源是共享的。在此之前，唐叔虞对于民众来说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只是到了宋代以后，一方面由于水利灌溉的原因，晋水神圣母的象征意义更为凸显；另一方面，唐叔虞的身份逐渐被塑造成为儒家士大夫的圣王，与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渐行渐远。

至此，晋祠主神遂呈二元状态。

这一变化让后来的文人很奇怪，也很不满。金人元好问在《惠远庙新建外门记》中写道：“晋溪神曰昭济，祠曰惠远，自宋以来云然。然晋祠本以祠唐侯，乃今以昭济主之，名实之紊久矣！不必置论。”就是说虽然道理很清楚，但是也改变不了。此后叔虞祠就更无人问津了，元至元《重修汾东王庙记》中说：“居民利其出入之便，又当圣母殿开道而东，置三门焉，王之祠日就颓圮而弗修，祀事废坠而弗奉。”与民俗有关的祭祀超越了与礼制有关的祭祀，甚至与民俗有关的祭祀也被贴上了国家的礼仪标签。

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明代。据嘉靖《重修唐叔虞祠记》：“自至元迄今二百余年，栋梁摧折，不蔽风雨，神失所栖，祀事弗虔。其旁所谓圣母祠者，香火日极崇奉，而唐叔虞之祠，顾寂寞水滨，不知为正神。”两边的对比极为强烈。虽然嘉靖年间对唐叔虞祠进行了重修，但无法扭转此消彼长的趋势，于是士大夫对此纷纷表示不满，如万历时苏惟霖质问道：“何以不祀唐叔而祀母？母且为谁？则以祠？……所负之山曰悬瓮，绵亘数十里，山下出泉，灌溉环邑，土人以为惠出于母，尸祝之耳，何知唐叔？”顾炎武也感慨：“今人但知圣母，而不知叔虞，不其然乎？”(www.daowen.com)

怎样处置这样的困境呢？士大夫们无力改变民众对于崇祀水神的热衷，而且从明朝洪武年间国家也一再以水神的身份封赐圣母，于是士大夫们只好另谋出路。清初著名学者阎若璩想出个办法，证明圣母实际上是唐叔虞的母亲邑姜，之所以圣母殿为正殿，叔虞祠为偏殿，是“子为母屈者也”。他还找出一块宋代的残碑，中有“惟圣母之发祥兮，肇晋室而开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灵之可知”一句，以此来作为他的佐证。清人沈巍皆进一步论证，宋代宣和年间的这块碑文上来就说“致祭于显灵昭济圣母汾东王之祠”，是“已合二庙为一，以圣母领叔虞矣”。刘大鹏也接受了这个说法，认为人们多以为圣母为晋源水神，“误矣”。[4]

阎若璩把他的考证结果报告给了地方官，希望上报到朝廷，改变洪武年间礼制的错误，但没有人理睬。这说明清代士大夫把圣母改变为邑姜的努力基本上是失败的。据《晋祠志》记载，直至清末光绪年间礼部仍称：“据原奏内阳曲县冽石口窦侯庙、太原县晋祠镇圣母庙，历朝祷雨辄应，又水母庙建自前明，祷雨灵应，均为士民所崇信。”圣母是与另两位水神相提并论的。其实无论圣母最初是水神还是邑姜，在北宋以来的百姓看来，她就是水神，而且因此受到比唐叔虞更为热烈的崇祀。

晋祠最初以唐叔虞为主神的时候，曾有人质疑说，祭祀一个地方的诸侯是否合适。实际上，北魏和北齐修叔虞祠（或晋王祠），正是表明他们建立的地方政权恰恰像西周时期的唐或晋国一样，属于正统的苗裔。唐代李世民写《晋祠碑铭》，也表明他们从这个地方出发夺取天下，同样是源于正统。到宋代以后变了，太原成为一个边塞重镇，这里的农业开发非常重要，所以无论是从水利的角度还是从“神道设教”的角度，水神的地位都需要获得极大的抬升。我们不知道作为水神的圣母是不是以前就存在于“女郎祠”，但她应该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应该是以前就存在的、为百姓崇奉的俗神，只不过被国家重视的叔虞祠遮盖住了。

当然，从宋到明，国家也对圣母这个出自民间的女性水神进行了封赐，尽管一些士大夫仍不认可，但毕竟“俗”也进入了“礼”，就是华生（James Watson）讲的“正统化”。不过，尽管圣母与唐叔虞都在朝廷的祀典之中，他们还是非常不同的。前者的生命力仍是通过民俗来延续的，因为其信众大多是普通民众，特别是本社区的普通民众；而后者的生命力存续只依赖于少数士大夫，所以很难不日益式微。相反，前者在得到了国家的封赐之后，等于民众的“淫祀”或者“野祀”得到了认可，原来已然旺盛的生命力变得更加旺盛。来自“俗”的“礼”仍可体现为“俗”，即一种可以共享、亦可分享的文化。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我们将晋祠的信仰简化为“二元”，只是就其主流而言，历代文人的讨论也主要针对叔虞与圣母这两大表征。其实在社区居民那里，晋祠既是多元的，也是统一的。晋祠自明代以后，除了水母楼，还兴建了苗裔堂、台骀庙、东岳祠、三清祠、关帝庙、三圣祠、鲁班庙、文昌宫等，其背后或是不同的村落，或是不同的家族，或是其他势力，所以晋祠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场所，体现了周围几十个村落不同人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但他们又处于同一个空间，都属于晋祠镇或者晋祠堡，都属于一个水利社区，因此也具有一定的认同。社区的居民未必像士大夫或者外来的游人那样看待晋祠内部的差异，而是把它们都看成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本文原载《民俗研究》2015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有修改）

[1]〔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册，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75页。

[2]文见晋祠中铁像身上的铭文。

[3]文见晋祠圣母殿圣母塑像座椅背后。

[4]以上引文均可参见刘大鹏的《晋祠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