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在北平坚守的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两所教会学校成了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稳步发展的重镇。就乡土信仰[1]的研究而言，出现了对一个地区的庙宇进行历史地理学的宏观调研和对某种敬拜微观细描的两种倾向。辅仁大学的贺登崧及其团队持续对大同、张家口、宣化一带的乡村庙宇展开了地毯式的调查，使今人能够明了那个年代大同、宣化、万全等中国北方村庄的庙宇的大致分布、供奉的神灵及其渊源。[2]在杨堃的指导下，燕京大学的李慰祖和陈永龄立足于信众、村庄，对北平郊区的信仰生活分别以“四大门”[3]和“庙宇宗教”[4]为核心展开了我观和他观有机结合的浓描。马树茂的研究则直接以一个乡村医生的生命史为重心，描画了巫医、西医、中医在那个年代北平郊区的升降沉浮、犬牙差互的生态学。[5]

这些可取的科学研究延续了顾颉刚[6]、禄是遒[7]等中外学者合力开创的研究中国乡土信仰的传统，把以参与观察和访谈为基本方法的田野调查落到实处，将对乡土信仰的认知推向纵深。但是，他们未探究乡土信仰何以成为可能，何以生生不息。而且，因为有进化论以及一神教，尤其是基督教的总体规训，这些乡土信仰也在相当意义上被视为早晚都要走向理性、科学而终究是要衰亡的。[8]

新近的研究表明，家庙让渡的辩证法与人神一体的辩证法是乡土信仰生生不息的双核。就人神一体的辩证法而言，它包括奉人为神和奉神为人的双向互动。奉神为人一方面指在观念世界中，神的习性如同人一样，有着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甚至要抽烟喝酒看戏，要成双成对，还睚眦必报，另一方面指在敬拜实践层面，人们通过神话、传说等口头叙事，庙宇、雕塑、圣画像等视觉符号，勒石刻碑、修庙塑像等体化实践和锦旗牌匾等可感可触的灵验符码“将神具化，亲情化为人”。奉人为神一方面指人皆有可能成神，不仅仅是帝王将相、先祖圣贤、大德高僧、异士奇人，只要有好的德行、心地善良，行好者皆有可能被人供奉而成神，另一方面指凡夫俗子基于“人皆成神”而对“自己也是神”的想象或者说幻觉。[9](www.daowen.com)

无论是变迁之神[10]、道与庶道[11]、亦神亦祖[12]等学术命名，还是关于临水夫人[13]、叶法善[14]、南部太行山区的帝王／雨神、仙女／孝女、清官／神灵等祠神[15]和当下山西洪洞二郎神[16]等个案研究，人神一体的辩证法都有着鲜明的体现。本文要强调的是，人神一体这一层出不穷、万变不离其宗的造神、敬拜逻辑，也与变动不居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礼—俗有着对应关系，并有着多重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