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社会之所以可称为枝杈社会，是因为充满了不确定性、不可测度性、突发性以及不安定性，因此有社会学家称之为“风险社会”。但我不太愿意用这个概念，因为这很难说是纯粹的风险存在，风险中也蕴含着一些新的机会。中国人在说到危机时是具有两面性的，古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指这种生活的朴素辩证法。

当然，风险在今天社会中的确存在着，之所以有这样一种明显的风险意识，是跟今天的知识创造体系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至少是自笛卡尔的时代以来，我们便已经将我们的知识完全地建立在了一种不确定性的反思观念上，科学要研究的和正在研究的都只可能是一些不完善的问题，即便一时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完善之处，那也需要去花些时间通过推测和检验而发现其不完善之处，因此一种知识也就没有正确与否的问题，只有在不断进取的研究和不断修复中接近完善。结果，在这种知识的怀疑论之下，所有的存在都只能处在一种不确定性的氛围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创造性也不过是一种不确定性的知识来源而已，总是通过不断完善来使结果接近完美，但实际上这种完美只是一种理想，并不能够真正实现。具体到科学的应用问题上，就是指一种不完善的知识用在实际生活中的风险问题，比如现在十分热门的食品安全问题，更多的是来自不完善的科学知识的片面应用，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跟食品有关的风险出现，等待着人们去观察和化解。还有我们称之为“专家系统”的那种风险，现在每个人都有钱存到银行里，甚至根本不用存储，银行间的挪来挪去不过是键盘上的一个操作而已。今天面对电脑银行，甚至互联网银行，谁也不知道自己的钱在银行里究竟会有怎样的运作。今天的银行系统实际上是一个抽象的体系，我们大多数人都可能会期望并相信存在银行里的钱会保值，却不知道是否会发生金融危机，今天连普通百姓都听得懂的“资金链断裂”的概念，也更多是跟银行的运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你辛苦挣来的钱一下子融进贷款的洪流，不知道会在哪里冲破堤岸，出现可怕的金融危机，在银行里的钱瞬间就可能流失或蒸发掉。这样的损失最终受害的还是普通大众，风险不能说不可能存在。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西方的人类学分析是有其自身的理论背景和脉络的，它是建立在一种现代性的概念之上。所谓现代性的概念，其核心就是要从两个本来没有关系的事件中分出一个前后的距离来，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出阶段，找出前后顺序。比如“进步”的观念，西方人借此把自己的社会说成是进步中的先进，而把西方以外的世界都说成是一种进步中的落后，人为地造就出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本身就蕴含着价值判断，使得进步中的落后有了一种比拼和赶上先进的冲动。当然，这是永远也赶不上的，因为制造出距离差异的逻辑才是现代性的根本。(www.daowen.com)

人类学家最初的工作，就是把原来希望通过时间概念来解决进化先后的问题，转变成从空间上去理解，所以西方人类学家会说一时找不到英国人最原始的状态究竟是怎么样的，因为那个时间发生的事情没有记载，因此历史性事件的谱系问题就一下子中断了，没办法去解决。于是英国早期人类学家想出来一个办法，认为人类的活动还有一个空间分布的存在，如果看不到自己的过去，可以到世界上被认为是最为原始的地方去看，他们真切地相信看起来在生产方式或文化上过着最为粗陋生活的人可能就是他们的祖先，从而将之标注为“原始的”或“蛮荒的”。在进化论者的人类学词典里，可能包容有初民生活得或许比我们好的猜想，而这恰恰就是西方人最初发明人类学时的一种极为天真的想法，并将之付诸人类学实践，他们不假思索地把一种要由时间来解决的问题转化为空间问题来解决。于是，伴随着殖民者的脚步，西方人类学者离开西方的本土社会，而到西方以外的异域空间去做一种时间上的排比，由此在时间上排出先后顺序，这可能就是最早期的进化论话语占主导的一种西方人类学的发展形态。这种进化论人类学的概念，实际上影响到后来包括如何去看待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有张刊载在一百多年前一份美国流行杂志上的图片显示，当时中国人的形象在多大程度上被丑化，那时清朝子民的脑袋后面都拖着一根辫子，美国人发挥想象力，借用“达尔文理论的解释”，将副标题称之为“中国人和猪的创造”。这背后蕴含着深度的进化偏见，着实影响到西方人怎么看待我们和我们怎么看待自己。我们显然被安排在经济发展极端落后的阶梯下端，我们只能强迫自己迎头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