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礼与法几乎是一体两面，如司马迁所说：“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2]陈寅恪进而论汉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的现象说，中国“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3]。

陈先生将礼、法、制度和公私生活并论，可见不仅礼与法是一体两面，法也与制度相通，甚或可以是制度的通称，而皆与生活相关。故法与俗的关联互动，大体也在“礼俗互动”的范围之中。直到近代修订新刑律，修律大臣沈家本所申明的宗旨，仍是“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4]。他把“礼教民情”视为修订刑律的本土思想资源和制度基础，并强调其“历世相沿”的一面，最能体现礼、法、俗的相互关联性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也维系于历史之中。

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成文的制度从来以指导意义为主。有法不一定依，执法不那么严，在今日甚遭诟病，却是昔年的常态。盖法之前还有“禁于未然”的礼，法之上还有指导一切的“道”。因为有“道”的存在，“法”在中国社会中从未到很高的地位；因为有“人情”的存在，“规矩”同样不那么严格。或许“人情”本身就是“规矩”，故“法外施恩”不仅是戏曲里的唱词，它也长期存在于现实社会，尤其是官吏对案件的审断之中。例如，晚清樊增祥的《樊山政书》之中，便颇多不严格按律审断的案例。重要的是樊氏正以此自豪，觉其可为他人范例，而该书也的确被视为“官箴书”，为其他州县官所参考。[5](www.daowen.com)

当然，成文规则是绝不能忽视的，毕竟所有调适性的“权宜之计”，都建立在既存规矩的基础之上。但规则的条文并不等同于其实施，也是不言而喻的。据条文说历史，更多得到的是一种理想的或设计中的状况，与实际总有相当程度的差异，且还有各时各地的不同。在昔人不甚注重的地方（以及动荡的时代），规则条文本身及其实施，又更为松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