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磊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障是一种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保障模式，农民社会保障权缺失，这阻隔了农民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必须建立覆盖城乡的一体化、均等化的社会保障，为此，要借助于法律制度这一外力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之构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既能保障农民基本宪法权利的实现、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又能避免后WTO时期外资对我国农业冲击，以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应提高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品位，厘定国家在资金投入、制度供给方面的责任，建立多元合作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46]

韩松认为，农村社会保障与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具有内在一致性，应当依法明确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属性，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制度的设计上，要注重集体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实现和保护，农村集体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不同于社会法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农地社会保障作用的局限性，要求建立与土地保障相配套的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47]

吴云峰、张晓敏认为，当下城乡的利益分配格局是失衡的，其制度根本性原因在于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基于实质正义与社会本位，就需要在市场调节和民法调节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经济法的国家调节和再分配功能，从而实现农村和城镇的协调稳定和发展。^[48](www.daowen.com)

陈少强、薛泽海、王永挺认为，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基本理念需处理好平等与差异的关系；价值追求方面，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观念方面要转型，将社会保障视为一种权利，而非一种恩惠；现实任务方面，要将国家与社会分别开来，界定好国家、社会、个人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