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的一般抗辩是对心理要素要求的补充；两者都处理犯罪实施过程中犯罪人的过错问题。心理要素要求代表过错的积极方面（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出现的心理状态），然而，一般抗辩要求则代表过错的消极方面（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没有出现的心理状态）。[340]比如，意识是心理要素要求（犯罪意图）的一部分，而精神疾病则是一种一般抗辩。因此，故意犯罪中的犯罪人必须具有意识，而且必须没有精神疾病。

所以，刑法中的过错要求包含心理要素要求和一般抗辩要求。一般抗辩从古代世界发展而来，旨在防止特定案件中的不公平现象。比如，一个人因自我防卫而杀害他人，则无需承担谋杀罪的刑事责任，因为他缺乏谋杀罪要求的过错。故意犯罪的犯罪人具有的事实错误，否定了追究刑事责任所需的过错。[341]在现代社会，一般抗辩的应用更为广泛，更加确凿，但其中的所有共同因素并没有变化。

刑法中所有的一般抗辩都属于过错要求的消极方面，因为一般抗辩的目的正是否定犯罪人的过错。一般抗辩背后深刻抽象的问题在于，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无需将所犯罪行归责于犯罪人。例如，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真的出于正当防卫，那么该犯罪就不应归责于他。犯罪人自救的目的是合法的，他别无选择，只能正当防卫。固然，他本来也可以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可这并不被视作正当要求，因为这不符合每个生物的天生本能。

一般抗辩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类型：免责化抗辩（exemption）和正当化抗辩（justification）。[342]免责化抗辩是和犯罪人的个人特性相关的一般抗辩（对人抗辩），而正当化抗辩则是和事实事件相关的一般抗辩（对物抗辩）。无论事件的事实特征或是犯罪人的身份如何，犯罪人的个人特性都可能否定其犯罪行为的过错。在免责化抗辩的情况中，犯罪人的个人特性足以使其免于承担任何犯罪的刑事责任。

例如，未达到法定年龄的儿童无需为其事实上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任何在犯罪时患有精神疾病的个体情况也是如此。此时，个体所犯罪行的确切性质与刑事责任的认定无关。这或许与犯罪人的处遇与修复（rehabilitation）的后续程序相关，但是，与追究刑事责任无关。

正当化抗辩是非人格性的一般抗辩，取决于发生的事实事件，而非取决于犯罪人的身份。个体的个人特性和正当化抗辩无关。例如，个体受到他人的致命攻击。他将袭击者推开，该行为被视为是一种殴击（assault），除非该行为得到允许。在这种情况下，推开他人的个体声称，自己是正当防卫，这和他自己的身份、攻击人的身份以及他们的任何其他个人属性无关，因为正当防卫仅与事实事件本身相关。(www.daowen.com)

因为正当化抗辩是非人格性的，所以它同时还具有预期价值。如果个体的行为能够正当化，那么他不仅不必承担刑事责任，而且，这正是他应该采取行动的方式。正当化抗辩不仅对一般抗辩的类型作出界定，也对适当的行为作出界定。[343]所以，在需要正当防卫时，个体需要保护自己，尽管这看起来是一种犯罪。但是，这并不适用于免责化抗辩。未达法定年龄的儿童即使不会承担刑事责任，也不应该实施犯罪。患有精神疾病的个体，亦是如此。

正当化抗辩的预期行为价值表现为其社会价值。举例而言，如果我们接受正当防卫是合法的正当化抗辩，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倾向于个体在得不到政府保护时能保护自己，我们倾向于通过将自我救助合法化来减少国家对权力的垄断，而不是让个体陷入脆弱无助的境地。我们不会强迫个体采取行动进行正当防卫，但是，如果他们进行正当防卫，那么也不必因进行正当防卫所触犯的罪行而承担刑事责任。

免责化抗辩和正当化抗辩都是一般抗辩。术语“一般抗辩”可适用于任何犯罪，而不是某些特定犯罪。比如，未达法定年龄适用于所有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与之相对，一些特殊抗辩只能适用于特定犯罪或特殊类型的犯罪。例如，一些国家的法定强奸案中，如果被告人和受害者之间的年龄差距不超过3岁，那么可以适用抗辩。该抗辩仅适用于法定强奸案，与任何其他犯罪无关。免责化抗辩和正当化抗辩都被归类为一般抗辩。

作为抗辩理由，一般抗辩完全由辩方主张。如果辩方选择不提出这些理由，那么在法庭上将不会对其进行讨论，即使审判参与人都清楚这些理由和审判相关。辩方不仅需要陈述一般抗辩，还需要证明一般抗辩的要素。在一些法律体系中，通过“提出合理怀疑”来证明一般抗辩的抗辩要素。在其他法律体系中，则通过“优势证据”予以证明。所以，控方有机会反驳一般抗辩。

免责化一般抗辩包括未达法定年龄、失去自控（自动症）、精神疾病、麻醉状态、事实错误、法律错误以及实质豁免。正当化一般抗辩包括正当防卫（包含住所防卫）、紧急避险、胁迫、上级命令以及轻微不计（de mini mis）抗辩。所有这些抗辩均可使犯罪人的过错无效。问题在于，在刑法中，这些一般抗辩是否适用于人工智能技术。下面我们会对这个问题作出解答，对此需要分别讨论免责化抗辩和正当化抗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