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念》一书里，柯灵乌提出一个争议性的主张：历史家除了自己，不倚靠任何权威，因此他的思想是自律的（autonomous）、自我授权（selfauthority），历史家拥有批判的标准，任何所谓的权威都必须与此标准相符，并且以此标准来批判（IH，236，247）[13]。在选择史料的过程中，表现出这种自律性的最简单形式。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家（无论他多么不称职）会仅仅是毫无选择地重复权威所说，要为加入史册的内容负责的是历史家而不是权威。权威只能显示历史过程中的某些阶段，却不能说明中间互相关联的阶段，这一事实更进一步说明了历史家的自律性。史家运用他自己的方法学原理和相关且适当的规范，可以从证据推论出权威所留下来的“裂缝”（gaps）。这就是柯灵乌所谓的“建构性历史”（constructive history），也就是说，我们在权威的叙述里放入其他内容，这些内容是史家从权威的叙述中推论出。我们不是用一种与证据无关的幻想方式来推论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而是藉由“先验的想象”（a priori imagination）来做推论。换言之，历史家把自己看做是自己的权威，而过去被剪贴史家视为权威的内容，对于现在的科学史家而言则是证据。

在批判的过程中，当权威受到质疑、询问，甚至在某些例子被斥为不可靠而放弃时，则更清楚地证明了史家的自律性；或者历史家能够判定他同行的前辈们，太过粗糙地以表面价值来接受那些现在已被视为错误的权威内容。即使当一个权威被接受，不是在于它是它自己的权威，因为它是受到质疑的。它被接受是因为它是那些能运用自己的真实检验的历史家的权威。历史家藉由他的先验想象所建构的过去图像成为一种规范，以它来评估和批判史料与他想象性建构的整体图像是否一致。明克（Louis O.Mink）和鲁宾诺夫（Lionel Rubinoff）两人都将先验的想象视为一种“绝对命题”（alsolute presupposition），换言之没有先验的想象，历史研究作为一种活动就无法进行，因此我们不能质疑而只能预设它。[14]但是柯灵乌主张史家是自己的规范是极端主观主义的一种形式吗？[15]

在《原理》的第一章（诺克斯将它改称为“历史的证据”，收入在《理念》第五编后论的第三节），柯灵乌认为19世纪的批判性史学仍旧是一种剪刀浆糊史学的形式，因为他们所运用的批判方法，是在决定哪一个权威或证言可以放入历史叙述中。而科学的史学则是将权威转化为资料，因为我们不问它们是否对或错，而是想知道它们的意涵是什么。（IH，260）并非想知道做出这叙述的人的意思是什么，而是想了解从自律的史家所提出的问题角度来看，这证据意味着什么（IH，275），这不是柯灵乌对于历史家的主题和证据的最后一句话。诺克斯在《理念》一书中删除了柯灵乌原本企图想要扩充和澄清《原理》第一章所说的内容，柯灵乌认为包含了证据的遗迹本身并不重要，而是因为它们说了什么和它们意味着什么之间的关系。

历史家所研究的行动，是一些表现了思想的举动和迹象，思想的表现是透过语言，而有适当能力的人可以理解这些语言。能够阅读它们的历史家必须用他的想象力来重建这些举动，并且把它们所表现出的思想重建为自己的经验（PH，40）[16]。任何历史的起点不是在于证据本身，而是在于懂得这语言的历史家认为它意味着什么。他做出自己关于某个事实的自律性叙述，而这个事实已经被他人叙述过。当历史家说：我所读过的这证据，它的意思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意思，他已经做了一种判断。以此来看他和证据的关系是独立自主。他的证据总是他自己的经验，是用他自己的力量完成的，并且以他自己的力量意识到已经完成它，如同阅读某种以我们了解的文字所写的文本时的美学活动，并且赋予某种意义。证据不是被发现，而是由历史家的心灵所形成。然后由心灵来解释它说了些什么和意味着什么。比方说滋育我们的不是食物，而是能将食物转化成能量形式的身体，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创造能量的是身体而不是食物。但这并不是说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毫不考虑它的价值而随意地选择或制造任何动植物或矿物质；同样地如果消化系统不好，不管食物多么有益健康，其最后结果将会是相反。对历史家来说不是任何旧有的权威和资料都可作为证据，对于有良好协调性的历史意识来说，只有相关的权威可以作为它们的证据。(www.daowen.com)

柯灵乌在《原理》未出版的第二章中所提出的解释，更清楚地说明，他在已出版的部分所尝试做的解释。他不是在建议历史家使用他的先验想象，也不是暗示在这类事情中可做一个选择。他所要问的是类似于高达美（Gadamer）对于诠释学所提出的问题——每当在解释文本时，对于我们而言，发生了什么事？高达美的回答是我们的视域（horizon）与文本的视域相融合，它不是方法学的问题而是“存有的情境”（ontological condition）。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我们如何藉由采用某一种方法来达成视域的融合？我想柯灵乌也是如此。无论是否我们喜欢它，当我们在做历史解释时，我们的先验想象就会发生它的作用。先验想象是理解的存有情境，它如何发生作用是历史方法学的问题，因此历史家必须证明他自己对证据的解读是合法的。换言之史学方法在历史家的先验想象上加诸许多限制，而历史小说家的先验想象并没有受到这些限制。柯灵乌的理论因此不是极端的主观主义，而是承认一个历史家必须为他的解释负责。

由于诺克斯删除了柯灵乌对于人性科学的讨论，相当程度地掩盖了《形上学论》（An Essay on Metaphysics）和《理念》两书之间的互补性。当他发现无法按原来的计划完成《原理》一书时，他就开始写《形上学论》，这两本书与《艺术》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形上学、历史和美学三者全是“规范性的科学”。成败的标准可应用于所有的理性心灵活动。[17]在《原理》中柯灵乌认为，起源于18世纪的新人性科学不同于过去的人性科学，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运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而心理学则是直觉、知觉和感觉的科学。人性科学是思想的科学，它的领域包括了人类的理性行为和表现出思想的活动。人类思想的科学已经存在，它们包括了古代的逻辑学和伦理学，和最近的美学与经济学，后者柯灵乌在别处称它为“假历史”（cryto-history）。然而新的人性科学强调它的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的方法是相同的，而其他的心灵科学则没有。

新的人性科学的目的，是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它的研究领域，来取代逻辑学、伦理学、经济学和美学，它提议这样做是由于它忽略了在人类思想中的成败问题。柯灵乌认为自然和人文科学的差别在于宗教的基础，因为自然是上帝的作品，人事则是出自于人常出差错的设计，因此成败是人事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认为18世纪时，人们相信自然法则的普遍性和不可侵犯性，认为自然的成与败是不可能分开的，即使他们已经丢弃了这些信仰所依据的神学。新的人性科学提议放弃规范性的科学，并且以心理学之名而这样做。例如逻辑学使用真实与错误的规范来解释为什么某个论证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心理学将会说明那个论证是某一类人的典型，并且企图证明它为什么是如此。“规范学”（criteriology）对于人性科学是必要的，它对于人性科学不是次要，而是重要的自我批判要素。一个思想家想要运用某种标准或规范来发现他是否正确地或错误地思考，就是一种规范学。理论理性的原理是追求真理和避免错误，同时实践理性就是在区别德行和罪恶、对和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