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首先要观察土耳其的国家身份和身份定位的变化，然后观察土耳其因此而产生的利益和基于这种利益的行为。重大政治、军事、社会变革往往会导致国家对于自我身份的再认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土耳其国内政治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土耳其共和国之父凯末尔精心策划了包括国家世俗化在内的一系列改革，确定了“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发展方针，并预定“西方化”将成为实现现代化的工具。在这种变革的冲撞下，土耳其对国家身份的定位发生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定位观”已成为土耳其政治文化的主流，是历届政府长期追求的一个战略目标。

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包括利益性认同和观念性认同两个方面。利益性认同指土耳其与欧盟为了各自的利益认同对方，自我利益的驱动使土耳其产生加入欧盟的动机和欧盟接纳土耳其的动力。观念性认同指土耳其与欧洲社会的融合，涉及身份、制度、文化和合法性等因素，包括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两个层面。观念性认同不是利益驱动的认同，是土耳其对欧洲社会制度和规范内化的结果，是文化交融、对话的结果。土耳其建构自身的欧洲身份认同，也就是土耳其与欧盟创建集体身份、形成集体认同的过程。建构主义认为，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都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由行为体之间的共有知识、观念或话语建构起来的。根据建构主义，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是推动集体身份形成的4个主要变量。^[61]这些变量能够减弱国家的利己身份，帮助创建集体身份。从这些变量来看，土耳其与欧盟在建构集体身份的过程中，既有利益性认同的积极一面，也面临着难以逾越的文化认同的困境。

（一）土耳其与欧盟的利益性认同

土耳其与欧盟在经济、安全、政治方面有广泛的、客观的共同利益诉求，相互依存、共同命运这两个变量总的来看存在程度很高。这是土耳其与欧盟建构集体身份中有利的一面，也是欧盟不愿放弃土耳其的主要原因。

一是经济利益。从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土耳其与欧盟在经济上有着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欧盟是土耳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方、最大的旅游客源和最大的侨汇来源，土耳其在经济上对欧盟有很大的依赖关系。欧盟一直是土耳其农业和工业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来自欧盟的资本、货物的持续供应是土耳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欧盟是土耳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土耳其超过50%的对外贸易是同欧盟进行的。^[62]实际上，二战后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洲的直接投资和与欧盟的自由贸易。1963年的《安卡拉联系协议》原则上规定土耳其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到欧洲，这不但大大减轻了遭受结构性失业的土耳其劳动力市场的压力，流动工人每年寄回国内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外汇对维持土耳其的收支平衡更是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土耳其能够向欧盟提供训练有素、遵守纪律的劳动力，补充欧盟国家不断萎缩和老化的人口。许多土耳其人在欧洲国家从事各种劳务活动，目前大约有350万土耳其人生活在欧盟国家，其中在德国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250万。土耳其通过对欧洲规范的接受导致双方形成了一个包括劳动力移民、旅游、资本和货物流动在内的巨大的交易网络，增强了土耳其和欧洲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自1963年提出入盟申请以来，土耳其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整体经济实力位列世界第16位，目前3 360美元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这两个欧盟新成员国。^[63]美国商务部在2004年把土耳其列为世界十大新兴市场之一，对于欧盟商品来说土耳其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出口市场。此外，土耳其作为中亚石油输往西方的一条重要通道也是欧盟所看重的。

二是安全利益。在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冷战世界里，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土耳其被纳入西方的安全体系中。1952年土耳其成为北约成员国，北约向土耳其提供国家安全保证，土耳其则依靠自身关键的地缘位置帮助守护北约的东南翼，坚定地站在西方阵营共同对抗苏联威胁，被证明是西方安全一个有效的缓冲器。冷战后的安全结构使土耳其的战略重要性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处理欧洲面对的安全挑战方面处于核心地位。土耳其邻近动荡的中东、高加索地区，北约专家界定的、关系到欧洲安全的16处热点中有13处^[64]处于土耳其的周边。把土耳其纳入欧洲安全结构里，而不是让它独自处于高度不稳定的地区，欧盟在东南部碰到的安全问题就会大为减少。没有土耳其的参加，欧洲安全所需要的条件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和可信的满足。1992年11月土耳其被接受为西欧联盟的联系成员国；1994年5月土耳其外交部长被允许参加西欧联盟的部长级会议；1995年5月，土耳其被给予在西欧联盟会议上投票的权利。双方在反恐问题上也需要紧密合作。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认为接纳土耳其将是阻挡恐怖分子在欧洲内部制造分裂的一个决定性的考验；西班牙和意大利出于安全考虑也赞成土耳其入盟。^[65]此外，土耳其拥有欧洲规模最大的军队，土耳其入盟将大大增强欧盟薄弱的军事力量，这对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对土耳其而言，冷战后同样面临新的不稳定形势，库尔德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中东中亚地区的战乱等因素都严重威胁到它的安全与稳定，土耳其应对这些问题都有求于欧盟的合作与相助，加入欧盟是维护其安全利益的重要手段。

三是政治利益。在欧洲，伊斯兰教徒的地位一直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欧洲有大量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土耳其人是其中最大的群体。欧洲人对土耳其人移民到他们国家表示担忧，对他们中间有大量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感到不安，甚至有关穆斯林妇女戴头巾一事，在一些西方国家也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阻力。欧洲现有1 100万—1 200万穆斯林，其中法国有500万、德国300万、英国200万、意大利100万。这样的人口数，再加上一些国家伊斯兰居民的融合问题、欧洲和其他地方伊斯兰好战情绪的上升、欧洲大陆有组织的伊斯兰恐怖组织的发现，使得土耳其入盟这个话题更令人担忧。^[66]2003年马德里“3·11”火车爆炸恐怖事件、2005年7月英国伦敦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增强了欧洲人对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的疑惧；2005年10月底法国穆斯林移民引发的全国性骚乱，警示欧洲国家需要对穆斯林移民的生存状态予以关注。在这种暗淡的局势下，欧盟接纳土耳其将是对穆斯林世界发出的一个重要的积极信号，是对全欧洲穆斯林的一种慰藉，缓和欧洲人与穆斯林群体的关系。“9·11”事件之后，土耳其似乎可以成为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对话的一个重要桥梁，伊斯兰教传统的土耳其加入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欧盟可以证伪“文明冲突”论。美国总统布什2004年6月访问土耳其同埃尔多安总理会晤时重申“全力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认为土耳其的加入将是“加强穆斯林世界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要一步”。^[67]同时，欧盟中的自由派意图把土耳其塑造成穆斯林世界中世俗民主化的样板，有助于推广欧盟自由、民主的理念。土耳其入盟还有助于表明欧盟确实是一种正在形成的新型的全球规范性权力，它不是把穆斯林世界作为欧洲的他者加以排斥，而是能够接纳一个有一天将成为其最大成员国的穆斯林国家。此外，土耳其要发挥一个地区大国的作用也离不开与欧盟的合作，在应对国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威胁的问题、解决与希腊对塞浦路斯和爱琴海未决的争端、欧盟国家的客籍工人问题、库尔德少数民族问题、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民主稳定性等许多方面，土耳其都需要欧盟的帮助，双方有着广泛的共同政治利益。(www.daowen.com)

（二）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面临的文化困境

土耳其的伊斯兰文化背景始终是土耳其入盟的一个根本障碍，欧盟各国对该问题心照不宣。达到欧盟要求的“哥本哈根标准”固然是一大障碍，土、欧双方在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及其形成的心理隔阂则更加难以克服。换言之，即使土耳其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人权等方面完全符合哥本哈根入盟标准，由于双方文化、宗教同质性的缺失，欧盟仍将对土耳其的入盟问题犹豫不决。正如土耳其前总统厄扎尔在1992年所说“土耳其的人权记录是土耳其无法加入欧盟的虚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我们是穆斯林，他们是基督徒，”他进而补充说，“他们并不这么说。”^[68]事实上，西方国家10多年前的对手、华约组织成员国的东欧国家都已经正式入盟，在欧盟门口等了40多年的土耳其却仍然被排斥于这个“基督教俱乐部”之外，而它不论是经济规模还是发展水平都在这些国家之上，在地缘政治上要比它们更为重要。东欧国家是打着“回归欧洲”的口号入盟的，而土耳其则被许多欧洲的精英和民众认为不属于欧洲，欧洲人对土耳其缺乏认同感。有分析人士指出，欧盟在土耳其入盟问题上搞了双重标准。

欧洲的思想和宗教发展的历史背景是独一无二的，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欧洲文化包含着人从宗教里解放（从神本主义到人文主义）、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公民社会、人的自然权利一系列等要素。土耳其的思想和宗教发展的历史背景跟欧洲完全不一样，这些要素在土耳其社会和文化里很少起作用。土耳其在历史上长期是作为欧洲的他者——主要还是敌人的形象——出现的。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兵临维也纳城下的历史至今记忆犹新。荷兰自由党领导人、欧盟委员会委员弗雷兹·鲍尔克斯坦认为，土耳其入盟意味着1683年维也纳成功保卫战的成果将付诸东流。^[69]

文明冲突是欧盟推迟土耳其入盟的深层原因之一。^[70]“文明冲突”论里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就是“自我撕裂的国家”或称“无所适从的国家”（torn country）。“自我撕裂的国家”的领导人特别希望推行“搭便车”战略，使他们的国家转变成西方一员，但该国在历史、文化和传统上是非西方的。亨廷顿举出的一个典型的“自我撕裂的国家”就是土耳其。欧洲国家不愿接纳它，因为它被视为穆斯林国家；伊斯兰世界认为它与自己更不相关，因为它长期以来一直拒绝成为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的一部分，或避免卷入有关伊斯兰世界的激烈争论。土耳其精英把土耳其定位为西方社会，但西方精英拒绝接受这个国家。亨廷顿认为文化和宗教的差异造成了西方和“自我撕裂的国家”在从人权到移民、贸易和商业以及环境保护这些政策问题上的差异。^[71]

有意思的是，欧洲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不能像普通民众一样轻易表达这样的观点：他们反对土耳其入盟主要是由于宗教—文明的原因。比如奥地利总理沃尔夫冈·许塞尔在公开场合是这样说的，土耳其的人口规模、农业部门、地理位置是土耳其入盟的主要障碍，而他对文化问题则保持沉默。^[72]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会长弗朗索瓦·海斯伯格认为：“不管是公开说出来还是隐瞒不说，人们普遍拒绝土耳其进入欧盟的主要因素就是伊斯兰教。”^[73]在2005年5月底法国对欧盟宪法的全民公投中，投反对票的人中有22%把反对土耳其入盟列为他们对欧盟宪法说不的原因之一。^[74]大部分欧洲人反对土耳其入盟的原因一般包括以下几点：土耳其太大太穷、落后的农业国、政治专制、众多的穆斯林，而其中最为深刻的一个原因就是担心土耳其的伊斯兰文化可能对欧洲文明造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