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70年到1883年,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生活在伦敦,他们两家相距不远。这两位知己经常欢聚。他们或者在家里举杯畅饮,纵论古今;或者到郊外漫步畅游,领略大自然的秀美风光!更多的时间是在书房里探讨感兴趣的问题,有时甚至争论几个小时,看法一致后,两人开心地哈哈大笑。
可是70年代末以来,恩格斯焦虑的看到他的老战友马克思健康状况一天一天变坏。1881年12月2日,马克思挚爱一生的夫人燕妮病逝,马克思受到沉重打击。一年后,马克思的长女燕妮(与母亲同名)突然病亡,这更加剧了马克思的痛苦。马克思筋疲力尽,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恩格斯
1883年3月14日,当恩格斯前往马克思家探望时,发现马克思坐在安乐椅上静静的睡着,但已经是长眠不醒了。
恩格斯极其沉痛地通知世界各地的战友:“19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头脑停止思想了。”
3月17日下午,马克思遗体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与他的夫人燕妮葬在一起。恩格斯主持葬礼并致悼词:
这是马克思的最后一张照片,摄于1882年。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
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的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本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为这一成果自豪。
《资本论》第二卷中译本封面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正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www.daowen.com)
马克思的逝世,也结束了他与恩格斯长达40年的伟大友谊。列宁对此深有感触的说:“古老的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有两位学者和战友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马克思的逝世是恩格斯一生中遭受的最沉重打击,恩格斯的悲痛心情是难以言表的。在世人的眼中,他们两人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如今,这个无双联盟中的一员已经离去,那剩下的一个怎能不悲伤?但生活还要继续下去,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次女劳拉·拉法格的一封信中说:“我们都在努力以应有的方式使摩尔永世长存,这将由而且应该由发表他的遗著开始。让我们尽我们的力量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共同努力吧。”
马克思在世时准备出版《资本论》德文第3版,计划把第一版原文大部分改写一下,把某些论点表述得更明确一些,并补充一些新的材料和新的论点。但是由于马克思急于完成第二卷的定稿工作,再加上健康恶化,终于放弃了原来的计划。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他的遗稿中发现了一个德文本,其中有些地方已经修改过,有些已做有标记,指明哪些地方应参照法文版;同时还发现一本马克思也作了标记的法文本。据此,1883年底,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德文第3版,并写了序言。
恩格斯为德文第3版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了方便读者理解《资本论》的内容,恩格斯做了许多工作。例如,在马克思叙述多瑙河沿岸各公国农奴制徭役劳动的地方,恩格斯加了注解,补充了德国的历史材料。这对于理解后来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对于批判德国庸俗经济学,都是重要的。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1867年6月,马克思曾和恩格斯商量出版《资本论》英文版问题。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征得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的同意,决定由赛·穆尔着手翻译,爱琳娜的丈夫艾威林也参加一部分翻译工作。恩格斯为英文版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心血,整整忙了一年,亲自作了3校,写了序言。因此,英文版《资本论》的出版,主要功劳应归于恩格斯。
1890年,由于恩格斯的努力,《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4版出版了。恩格斯估计到这一版可能是最后一个定本了,因而力求把正文和注解最后确定下来。他花了很多时间对照法文版和马克思留下的笔记,把某些段落补充到德文原文中去。他还为第4版加了一些注解,补充不少新资料。《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4版,是一个权威的版本,现在全世界用各种文字印行的《资本论》第一卷,大部分是以这个版本为依据的。由此可见,《资本论》第一卷之所以能出版各种版本,与恩格斯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由于繁重而紧张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资本论》后3卷还未完成定稿,他便与世长辞了。这样,整理手稿,编辑加工,必要的增补,使《资本论》另外几卷得以出版的艰巨工作,就落到了恩格斯的身上。
1884年2—3月间,恩格斯研究手稿后,果断地决定,放弃把第二册和第三册合并为一卷出版的最初设想,每一册都单独出版一卷(即第二卷和第三卷),并决定暂不出版剩余价值学说批判史(第四卷)。
1884年3—5月,恩格斯开始整理《资本论》第二卷。在这期间,他生了一场连医生也无法诊断的“怪病”,不能执笔写作,只好邀请流亡在伦敦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奥·艾森加尔滕当秘书,恩格斯口授手稿,由他记录下来。记录的稿件并不能直接付印,还要经过整理、加工。难办的是马克思有两种稿本,个别部分甚至有6种稿本。恩格斯整理马克思手稿的原则是,以最后的稿本为依据,并参照以前的文稿,把自己的整理、加工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内。恩格斯非常尊重马克思,认为像马克思这样的大思想家的著作,应该尽量按照他自己手稿原本刊印出来。
恩格斯将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手稿整理完成以后,有意选择在马克思生日(5月5日)那天,为它写了序言。说明了第二卷手稿本身的情况和他整理、编辑加工的过程。经过恩格斯极其艰巨的工作,《资本论》第二卷终于在1885年出版了。
恩格斯原计划在《资本论》第二卷出版之后,能尽快编辑、出版第三卷。但是,整理出版第三卷的困难,大大超过了恩格斯最初的估计。结果,恩格斯整整用了10年时间,到1894年底才使第三卷得以问世。
晚年的恩格斯,视力严重衰退,能够写作的时间,被限制在最低的限度。但这时,恩格斯还要为马克思和他本人的许多著作的各种版本和稿本作序、订正、增补等等。同时,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成了国际无产阶级最好的顾问和导师,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代表人物,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向恩格斯求教,这也花费了他不少时光。
最大的困难还是来自马克思的手稿。第三卷不同于第二卷,马克思只留下一个初稿,而且很不完整。每一篇的开始相当完整,甚至连使用的文字都是经过推敲的。但越往下,遗稿就越带有草稿的性质。因此,恩格斯只好先按照原文把全部手稿口述一遍,弄出一个易读的抄本,然后进行编辑加工。在整理加工过程中,恩格斯为第三卷加写了一些附注、插入语和编者注,总共有六十几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补充分析了19世纪8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出现的新趋势,论述了垄断的发展,卡特尔、托拉斯等新现象以及危机的周期变化等。《资本论》第三卷终于在1894年底出版,但恩格斯并不认为一切工作都已经做完。直到他生命的最后的几个月,他还在为《资本论》第三卷写增补。
恩格斯逝世后,列宁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的很对,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
《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版的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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