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到“欧门·恩格斯”公司上班的头几年，对马克思的直接经济援助还不多。因为他没有固定工资，只能从父亲那里得到每年200英磅的生活费、交际费，后来可以从公司得到年薪100英磅和5％的分红。从这时起，恩格斯每月都会尽可能得挤出一些钱来支援马克思。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

1852年9月8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到：“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马克思家保姆）患一种神经热。医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8至10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我把向所有债权人付款的期限拖到了9月初，现在，四面八方都在袭击我了。最好是女房东把我赶走。那样，我至少可以免付一笔22英磅的租金。还有欠面包铺老板、牛奶商、茶叶商、蔬菜商、肉铺老板的旧账。怎样才能还清所有这些鬼账呢？”

马克思1861年5月在伦敦

恩格斯收到马克思信后次日就寄来4英磅，5天后他写信给马克思说：“我现在考虑一个节省几英磅的新计划，如果成功，我想我能在下月初以前再寄给你一点。”此后的几个月和几年，每个月甚至每星期都有一张张1英磅、2英磅、5英磅或10英磅的汇票从曼彻斯特寄往伦敦。这些款项常常超过恩格斯自己的家庭开支。

50年代中期，恩格斯的分红提高到7.5％，到1860年又提高到10％。在1854至1855年，这相当于年收入265英磅左右，到1856至1859年，年收入又从500英磅左右增加到1000英磅。这个时候恩格斯才能较多得支援马克思，进一步帮助马克思一家摆脱生活困境。

1863年1月，恩格斯的夫人玛丽·白恩士因心脏病去世，他万分悲痛。马克思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只是在信中只说了几句安慰话就又开始哭穷——叙述家中极端困难的境况。恩格斯对马克思所持“冷冰冰的态度”非常不快，并回信告诉了他，但也没有忘记提出了帮助马克思的方法。马克思后来向恩格斯坦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恩格斯回信表示了自己的谅解：“对你的坦率，我表示感谢。……她的死不能不使我深为悲恸。我感到，我仅余的一点青春已经同她一起埋葬了。……而且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在失去玛丽的同时再失去自己最老和最好的朋友。”恩格斯的夫人玛丽·白恩士是一位爱尔兰女工，由于恩格斯的原因（据说他反对资产阶级的结婚形式）从未办理结婚手续。玛丽去世后，恩格斯与玛丽的妹妹莉希日益亲近并相互关心，最后由于互相同情和倾慕而产生了永恒的爱情，于是莉希成了恩格斯的第2位夫人。

恩格斯的夫人莉希

对于恩格斯对自己的帮助，马克思曾经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象被梦魔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还有一次，他写道：“这时唯一能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

1864年，恩格斯由于自己的家族投入的资本额达到1万英磅而升为“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此时他的分红比例已提高到20％，另外还可以从流动资本中得到年利率5％的利息收入。当时“欧门·恩格斯”公司除恩格斯外还有欧门兄弟两个股东，其中兄长哥特弗利德投入资本额为4.8万英磅，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1868年，欧门兄弟表示愿意给恩格斯一定补偿，作为他退出公司的条件。随后，恩格斯询问马克思“每年350英磅是否够用”，他可以“在五六年内保证每年”给他这个数字，“甚至还能多一些。”马克思回答说：“你对我太好了，使我十分感动。”经过谈判，欧门一次付给恩格斯1750英磅的补偿金，随后恩格斯逐渐撤出了投入在合伙公司中的全部款项，并离开了该公司。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他们所有的一切，无论是金钱或是学问，都是不分彼此的。(www.daowen.com)

1851年8月，马克思有了一份经常性收入，《纽约每日论坛》报请他撰写稿件。随后他马上向恩格斯求援，希望后者每周写一篇文章寄给他去发表，因为他英文水平还不足以写这种文章。这种情况从1851持续到1861年，恩格斯总计写了约有120篇以上，当然马克思自己也写了一些，由恩格斯译成英文。

从1850年到1870年，恩格斯住在曼彻斯特，马克思住在伦敦，两位知己分开长达20年之久，但他们在思想上的共同生活并没有终止。两人常常是一天一封信，甚至是几封信，一个星期不写信的时候是极少的。如果由于特殊情况一方好些天没联系，另一方就会深感不安。

1864年，恩格斯（后左）、马克思（后右）与马克思的3个女儿燕妮、劳拉、爱琳娜在一起。

1863年5月，马克思的肝病发作，没有及时给恩格斯回信。恩格斯关切地问道：“老摩尔，老摩尔，大胡子的老摩尔！你出了什么事，怎么听不到你一点消息？你有什么不幸，你在做什么事情？你是病了？还是陷入了你的政治经济学的深渊？还是你已任命了小杜西（指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做你的通信秘书？还是别的什么？”

除此之外，他们的通信还涉及各个领域的问题。这两位战友分析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状况，探讨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策略，提出科学研究中理论和资料上的问题，交流各自领域的研究心得。在一段时间，马克思把阅读恩格斯的来信看作是最愉快的事情。他常常拿着信自言自语，好像正在和恩格斯交谈似的。

“嗯，不对，反正情况不是这样……”

“在这一点上你对了！”

马克思说着说着竟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那样地相互尊重，在他们看来，任何人对他们的思想和著作的批评都不及他们彼此交换意见那样意义重大。于是，一有机会，恩格斯便摆脱商务，跑回伦敦。他俩天天见面，不是在这个家里，就是在那个家里。讨论问题时，他们在屋子里，各自沿着一条对角走来走去，一连谈上几个钟头。有时两人一前一后，半晌不吭一声地踱步，直到取得一致的意见为止。于是，两人就放声大笑起来。

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这时候，马克思除了要进行艰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撰写《资本论》，还要为领导国际工人运动付出巨大的精力。长年的困苦生活和繁重的工作压力使马克思的健康每况愈下，他的老毛病痈症复发了。可是，工作太忙脱离不开，马克思总是拖着不愿去专心治疗。恩格斯忧心忡忡地说，“你要理智，快去治疗吧！就算是给我和你家里人个面子。不然的话，万一出了什么事，整个运动会怎么样？说真的，你目前这种状况，使我日夜得不到安宁，每天只要没有你的消息，我就忐忑不安，以为你的病又恶化了。”

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也很好的刻画了两位战友的友情。“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够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界上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