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离开德国期间，反动势力的活动日益猖狂。1848年9月份德意志联邦军队镇压了法兰克福起义。不久维也纳十月起义遭到失败。由于封建反动势力在奥地利的胜利而大受鼓舞的普鲁士容克贵族立即发动政变。11月1日，普鲁士国王改组政府，任命反动分子勃兰登堡伯爵组阁，用武力强行解散国民议会。柏林实行戒严，资产阶级市民自卫团奉命交出武器，民主团体和进步报纸被封闭。君主专制制度又在普鲁士恢复了统治。

恩格斯回到科伦后，于1849年1月26日被法院传讯。当局找不到对他进行法律追究的借口，初审法官宣布不再对他在1848年9月的活动提出控诉。

但是反动派并未放弃对恩格斯的迫害。1849年2月7日，他不得不以被告身份出席科伦陪审法庭。同时受到控告的还有马克思和《新莱茵报》发行人科尔夫。被控的罪名是在《新莱茵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侮辱科伦检察长和宪兵。

事实是：1848年7月5日，《新莱茵报》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写的《逮捕》一文，揭露司法当局非法逮捕进步人士的暴行，指责最高检察官魏茨费尔妄图取消三月革命的成果，取消俱乐部和出版自由的反动行径。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

“总之，办事内阁所办的事，中间派左翼内阁所办的事就是如此，它是一个向旧贵族、旧官僚、旧普鲁士的内阁过渡的内阁。只要汉泽曼先生扮演完过渡的角色，他就会被解职。

恩格斯

而柏林的左派应该懂得，只要旧政权能占据一切真正有决定意义的阵地，它是能够放心地让左派在议会里获得小小的胜利和拟定大大的宪法草案的。只要在议会外解除了3月19日革命的武装，它是会在议会里大胆地承认这一革命的。

“左派总有一天会相信，当它在议会里获得胜利的时候，它在实际上却遭到了失败。德国的发展或许也需要这种对比吧。

办事内阁在原则上承认革命，是为了在实际上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这篇文章的观点，已被德国形势的发展证明正确无误。但反动派却以此为借口，多次进行传讯。在这次公开宣判会上，马克思、恩格斯作了精彩的辩解，对反动当局进行了审判，“用他们自己的武器来打击他们”。

马克思在法庭上强调：“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新莱茵报》揭露反动政府的专横、暴虐、侵犯人权和肆意妄为，不过是履行了自己作为社会捍卫者和人民喉舌的职责。因此，对《新莱茵报》的控告完全没有理由；“帝国内阁在其起诉书中把《新莱茵报》称为一切‘坏报刊’中最坏的报纸。我们则认为帝国政权是一切滑稽可笑的政权中最滑稽可笑的政权。”

恩格斯在发言中把捍卫《新莱茵报》与捍卫出版自由联系起来。他说：“检察机关控告《新莱茵报》的法律根据，是在实行书报检查制度时颁布的《刑法典》的一些条文。如果这些条文仍然有效，出版自由就会完全被取消。只要报刊敢于揭露官员的暴行，就要受到法庭的追究，甚至要被判刑、罚款和剥夺公民权。在这种情况下，报刊怎么能够履行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的职责呢？三月革命使人民获得出版自由，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旧的法律与新的社会政治情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员是抱住旧法律不放，维护反动的书报检查制度呢？还是挺身而出，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政治情况对旧法律作新的解释？很显然，后一种态度是唯一正确的态度。”

恩格斯指出：《逮捕》一文不是把科伦发生的违法事件看作一个孤立现象，而是看作反动派在整个德国同时进行的突然袭击的链条的一环。文章没有局限于揭露科伦的宪兵和检察机关，而是力求揭露事情的本质，分析事情的根源。文章指出的论点，已经完全为形势的发展所证实，汉泽曼已被当作多余的人而解职；地地道道的“旧贵族、旧官僚、旧普鲁士的内阁”——普富尔内阁接替了汉泽曼内阁；当左派的势力在议会内增长起来的时候，革命已被解除了武装。文章的光辉预言“左派总有一天会相信，当它在议会里获得胜利的时候，它在实际上却遭到了失败”，已经一字不差地应验。这种被证实了的政治预言，是在整个德国同时也在科伦发生的暴行中得出的结果、总结、结论。

恩格斯对陪审员说：“由于我们敢于揭露确凿的事实并从中作出正确的结论，便遭到当局的迫害。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究竟要不要维护出版自由？要不要维护三月革命的成果？如果禁止报刊报道它所目睹的事情，如果报刊在每一个有分量的问题上都要等待法庭的判决，如果报刊不管事实是否真实，首先得问一问每个官员——从大臣到宪兵，——他们的荣誉或他们的尊严是否会由于所引用的事实而受到损伤，如果要把报刊置于二者择一的地位：或是歪曲事实，或是完全避而不谈，——那么，诸位先生，出版自由就会完结了。如果你们想这样做，那你们就宣判我们有罪吧！”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力驳斥下，资产阶级法官和陪审员理屈词穷，狼狈不堪，不得不当场宣布他们无罪。当法官宣布这个决定时，法庭内外旁听审判的群众向马克思、恩格斯欢呼致敬，祝贺他们的胜利。老工人列斯纳回忆当年的情景时写道：“当时我以关切的心情出席了那两次开庭（另一次是2月8日针对马克思的莱茵省民主主义区域委员会审判案），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反动派的对方（指马克思、恩格斯）占有极大的优势，我感到万分欣慰。甚至连敌人也掩饰不住对这两个人的敬佩！”

这时，一场声势浩大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开始了。

原来，1848年的三月革命以后，德国各邦选出一个全德国民议会。议员多数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由于他们的害怕和妥协，议会不敢发动群众起来斗争，结果成为一个没有实权的清谈馆。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继续保留君主政体，具有强烈的保守性。但宪法规定德意志是统一的国家，人民享有一定的民主自由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因而是值得欢迎的。但帝国宪法却遭到德国各邦反革命势力的坚决抵制和反对。普鲁士政府指责这部宪法是万恶之源。威廉四世也拒绝接受帝国皇位。(www.daowen.com)

尽管这部宪法成为一纸空文，但在当时仍是一面旗帜。人民群众为保卫革命的最后成果奋起斗争。起义首先在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工业区爆发。爱北斐特、伊塞隆、佐林根等城市的工人建筑了街垒，拿起了武器，决心同专制制度进行殊死的战斗。

恩格斯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5月10日，他从科伦前往爱北斐特，随身带去两箱子弹。到爱北斐特后，他给安全委员会作了关于科伦局势的报告，表示希望在军事方面对起义者有所帮助。安全委员会直属军事委员会立即委派他领导修筑防御工事的工作。第2天，又委托他自行斟酌安装大炮。为了装备近千人的革命军，恩格斯率领武装小分队几次袭击军火库，夺取了不少枪支、军刀、制服。

在爱北斐特期间，恩格斯积极参加起义部队的军事活动。他出席军事委员会各次会议，推荐米尔巴赫担任卫戍总司令，组织工兵连，改建许多街垒，拟订了新衔垒的布置计划。鉴于当时的情况，恩格斯向安全委员会建议：第一，解除由资产者掌握的市民自卫团的武装，把他们的武器分发给工人；第二，从爱北斐特四周的“中立”区内设法弄到武器，继续扩大起义并有计划地组织整个地区的防御。只有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加强工人的战斗力，使运动重新蓬勃发展起来。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活动，得到武装工人和志愿部队的信任。但爱北斐特资产者却万分恐惧，担心恩格斯会宣布成立红色共和国。安全委员会屈服于资产者的压力，于5月14日通过决议，请求恩格斯离开本城。被这个决议所激怒的武装工人和志愿部队战士强烈要求恩格斯留下来，并保证“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他”。恩格斯为了顾全大局，向工人和战士们做了说服工作，视察了郊区的防务后，离开了爱北斐特，返回科伦。

随着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日益激烈，《新莱茵报》的语调也一期比一期更加猛烈而热情。那时“每一号报纸，每一个号外，都指出一场伟大战斗正在准备中，指出了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各种对立的矛盾尖锐化。特别是四、五两月间出版的号外，都是号召人民准备战斗的。”

普鲁士反动政府和德国各种反动势力，对《新莱茵报》抱着敌视态度。他们使用造谣诽谤、破坏捣乱、政治迫害等种种手段，不仅未能迫使《新莱茵报》驯服，而且它的态度更加坚决，在群众中的影响更加扩大。这样，反动政府只能拿出最后的王牌：把马克思当作“外国人”驱逐出境，以此迫使《新莱茵报》停刊。

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出版了最后一号。马克思、恩格斯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致科伦工人》庄严宣告：“《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不久，马克思和恩格斯离开科伦，前往爆发起义的德国南部。这时，马克思受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为了德国革命的利益前往巴黎，以便同法国社会爱国主义者取得联系。恩格斯由于“不愿意放过取得军事经验的机会”，并认为《新莱茵报》为了荣誉应该在革命军中有自己的代表。于是，便“情不自禁”腰佩战刀参加了维利希的志愿部队。

维利希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他所率领的志愿军是起义部队中最英勇善战的部队之一，驻扎在欧芬巴赫。恩格斯一到部队，就被任命为维利希的副官。在近10个副官中，恩格斯作为文书副官占有特殊地位。他经常被维利希请去参加司令部的会议，对作战部署发表意见。

维利希经常命令恩格斯去完成许多艰巨的任务。他要到敌占区去征集弹药；他要去把掉队的士兵领回部队；有几天全军团的主力贝桑松工人连也归他指挥。

恩格斯共参加了4次大的战斗。他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顽强勇猛、沉着机智，受到战友们的热烈赞扬；“所有在战火中见过他的人，很久以后都还在谈论他那种非凡的镇静和漠视一切危险的气魄。”他自己却非常谦虚地说：“备受赞扬的冲锋陷阵的勇敢是人们能够具备的最平常的品质。子弹飞鸣简直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参加起义的部队装备很差，缺乏训练，敌不过普鲁士的正规军，边打边撤。

6月29日，普鲁士军队发起全线攻击，具有决定意义的穆尔格河战役打响了，战斗十分激烈，阵地几度易手，双方伤亡都很大。后来普军增援部队赶到，革命军不得不撤退。

7月12日，恩格斯随维利希军团残部退入瑞士。

随后，恩格斯应马克思之邀，离开瑞士前往英国，于11月10日左右到达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