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被迫离开科伦后到达布鲁塞尔。比利时反动政府不许他在那里停留，于10月4日把他逮捕并驱逐出境。

1848年10月5日，恩格斯到达巴黎。

恩格斯曾经两度到过巴黎。现在旧地重游，百感交集。他亲眼目睹二月革命后巴黎人民的狂欢场景，成群结队的欢乐人群，漫天飞舞的火红旗帜，高昂激扬的马赛曲……经过六月革命，巴黎不再是那个令人激动的革命之都。在这场空前残酷的阶级搏斗中，巴黎血流成河。资产阶级刽子手卡芬雅克的手榴弹把巴黎人民不可遏止的欢乐轰得烟消云散。如今工人们没有面包，没有武器，咬紧牙关，把仇恨藏在心里。大街上到处是警察、密探、别动队。恩格斯感慨地说：“巴黎已经死了，而这个美丽的死人愈是美丽，就愈显得可怕。我不能在这个已死的巴黎久留。我必须离开，不管到哪里去都行。”

恩格斯决定到瑞士去。由于身上带的钱所剩无几，他只能徒步前行，大约从10月10日开始，恩格斯从巴黎出发，步行500公里，10月24日到达日内瓦。恩格斯毕竟是个富商之子，虽然从事革命后遇到种种困难，但这样的徒步远行还是第一次，一路上爬山越岭，风餐露宿，但他沿途也感受到了法国农民朋友的热情，恩格斯曾写道，“人们相信我：我在上山时花了更多的时间躺在草地上吃葡萄、喝葡萄酒，同种葡萄的人和他们的姑娘们谈笑。”

这次漫长的徒步旅行，给恩格斯提供了一个深入农民群众，了解农民情绪，探索法国前途的良好机会。恩格斯发现，法国农民被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从事单调而紧张的劳动，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由此造成的法国农民的狭隘使恩格斯深感沮丧，他后来写道，“在两个星期中，遇到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农民，他们感觉迟钝，目光短浅，对城市、工业和商业的种种关系毫不了解，对政治盲目无知，对本村以外的一些东西妄加判断，用农民关系的尺度去衡量复杂的历史关系。”恩格斯还认为：“所有同我谈过话的农民对路易·拿破仑的热情，竟和他们对巴黎的仇恨一样强烈。这两种狂热，以及对整个欧洲的动荡局面感到毫无意识和毫无理性的困惑，这就是法国农民的全部政治。”

油画《采葡萄的人》。伊格纳西奥·苏洛阿加作

通过与农民的接触，对农民生活的调查研究，使恩格斯深深感到，占法国选民2/3的农民的政治态度对法国政局的影响不可低估。

10月24日，恩格斯到达瑞士日内瓦。过了几天到达洛桑，参加洛桑工人联合会的活动。不久又移居伯尔尼。他选择伯尔尼的原因是：（1）这里离德国边境很远，德国当局无法制造借口用种种要求来麻烦瑞士政府；（2）这里作为瑞士联邦的首都，为观察联邦共和国政治活动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

到达瑞士后，恩格斯的首要事情是与马克思和家庭取得联系。那时寒冬将至，他身无分文，衣食困难，不得不写信向家里要钱。他的家人对恩格斯遭通缉并逃亡的消息深感震惊，他们一方面为恩格斯担心，另一方面也想趁此机会把他从一帮“坏朋友”中“解救”出来。母亲甚至听信一些流言飞语，写信对他说：“《新莱茵报》编辑部已经宣布说，即使你回去他们也不再接受你参与工作了。……你现在可以看清楚，你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你从他们那里可以期望得到什么。”(www.daowen.com)

恩格斯根本不理睬这种毫无根据的谎言，他觉得作为资产阶级一份子的家人是不理解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之间的情谊的。他从马克思的来信中得悉，《新莱茵报》停刊两周后已经复刊，一些资产者股东曾经要求把恩格斯和其他流亡在外的编辑辞退，但遭到马克思的断然拒绝。马克思告诉他：“至于你们的编辑职务，我这样做了：（1）在第1号报上就立即指明，编辑委员会原有成员不变；（2）向愚蠢而反动的股东们声明：他们可以随意把你们不再看做编辑部人员，但我有权随意付出我所要给的稿费，所以，他们在金钱上将丝毫占不了便宜。”针对流传的一些无稽之谈，马克思明确对恩格斯说：“我能把你丢开不管吗？哪怕是一会儿，那也是纯粹的幻想，你永远是我的最知心的朋友，正像你希望的我是你最知心的朋友一样。”尽管马克思当时手头十分拮据，还是尽量给恩格斯寄去一些钱，帮助他解脱困境。两位最知心朋友互通情况后，立即着手进行工作。

根据马克思的要求，恩格斯的主要工作是撰写通讯和文章。短短两个月时间，他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达30多篇。论述了瑞士、法国、匈牙利等国许多重要的政治事件。

恩格斯的母亲爱莉莎·恩格斯

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瑞士工人阶级是真正的革命力量。自从40年代初期以来，瑞士工人有了巨大的进步。随着劳动条件的恶化和瑞士政治上的民主化，特别是自从巴黎六月革命和维也纳十月起义这些重大的欧洲革命事件发生以来，“瑞士工人愈来愈多地参加了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他们同情巴黎六月起义的工人和维也纳起义的战士，渴望欧洲革命大风暴冲垮小小瑞士与世隔绝的状态。

恩格斯到瑞士后，很快就与瑞士工人建立联系，参加日趋活跃的工人运动。他在洛桑参加工人联合会。不久到伯尔尼，成了当时瑞士最大的工人组织——伯尔尼工人联合会会员。

1848年12月9日至11日，恩格斯“作为一个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的老战士”，代表洛桑工人联合会出席瑞士德国人联合会伯尔尼工人代表大会，在制定大会章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章程第一条指出：“联合总会的目的是：以社会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精神教育联合总会会员，并采取任何合法手段，谋求社会民主主义和共和主义原则及制度得到德国人方面的承认，并促其实现。”当时“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是建立社会共和国，即不仅要争取资产阶级政治解放，而且要对社会进行改造，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是无产阶级的要求。

在伯尔尼代表大会上，恩格斯当选为瑞士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积极参加这个新联合会的活动。

虽然恩格斯在瑞士决不是“无所事事”，但远离革命风暴的中心，却使他难以忍受。1849年1月初，他写信告诉马克思，表示不愿在瑞士再待下去，“即使在科伦遭到审前羁押也比待在自由的瑞士好。”这时科伦的形势已恢复正常，被捕的危险已经过去。因此，他于1月中旬结束了3个多月的流亡生活，离开瑞士重返科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