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初，恩格斯回到巴黎，不久，他由于在巴黎德国手工业者1847年除夕联欢会上发表演说，被法国警察的眼中钉。警察局向他发出驱逐令，限他3日内离开法国，否则就把引渡给普鲁士政府。就这样，恩格斯像3年前的马克思一样，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被迫从巴黎来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不过这一次，恩格斯的处境要好得多，他在布鲁塞尔有自己的战友马克思，他还因为在那里居住过一段时间，对环境也比较熟悉。

这时的欧洲风云激荡，各国爆发了波澜壮阔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1月12日，意大利爆发的巴勒摩起义，揭开革命运动的序幕。

2月25日晚，整个布鲁塞尔处在不安和激动之中。恩格斯像所有的人一样，十分焦急地等待从巴黎来的最新消息。深夜12点半，到站的列车带来巴黎人民推翻路易·菲力浦王朝的喜讯。“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响遍全城。恩格斯为巴黎无产阶级的辉煌成就而高兴，立即迅笔疾书：“我们的时代，民主派的时代来到了。在土伊勒里宫和皇家之宫燃起的火焰，是无产阶级的朝霞。现在，资产阶级的统治到处都要崩溃，被推翻。”“由于这次革命获得胜利，法国的无产阶级又成了欧洲运动的领袖。荣誉和光荣属于巴黎的工人们！”

二月革命爆发时，马克思恩格斯都在布鲁塞尔。当时，比利时也出现革命危机，资产阶级准备发起争取共和国的运动。整个布鲁塞尔都在窃窃私语：国王利奥波特必须下台，只有共和国才能拯救国家。

法国爆发二月革命后，成立了共和国。新政府书面通知马克思，撤销以前反动的基佐政府对他的驱逐令，邀请他返回法国。

为了转移人民视线，比利时王国统治者竭力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感情，挑拨比利时人与侨居布鲁塞尔的外国人的关系，用逮捕、抄家、驱逐等等极端暴虐的方式对待德国民主主义者。

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

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的亲密战友威廉·沃尔夫在布鲁塞尔被捕并被毒打，翌日被驱逐出境，而驱逐令竟是在他被捕前签署的。3月3日下午5时，比利时政府限令马克思24小时内离开国境。深夜一点钟，警察搜查了马克思住所，以所谓“身份证不妥”为借口把他逮捕。马克思夫人燕妮连夜找人营救，晚上回到家时，警察竟然以“游荡罪”逮捕了她，极其粗暴无礼地把她与一群流浪女人关在一起。这些令人发指的卑劣行径，遭到比利时广大公众的强烈抗议，迫使当局于第2天释放了他们。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狱中出来时，24小时的期限已满，只好带着全家匆匆离开布鲁塞尔。

恩格斯料定比利时当局早晚会对他采取措施。3月5日，他写信对英国宪章派机关报《北极星报》编辑说：“我时刻都在等待着驱逐出境的命令，如果没有更坏的遭遇的话，因为谁也不能预料这个俄国式的比利时政府还会采取什么手段。我已作好准备，驱逐令什么时候下来都行。”

法国二月革命

3月初，德国各地发生群众性示威。3月9日，恩格斯写信告诉已经到达巴黎的马克思：“德国别处的消息很好。在拿骚，是一次成功的革命；在慕尼黑，大学生、艺术家和工人正在进行认真的起义；在加塞尔，革命一触即发；在柏林，是极度的恐慌和动摇；在整个西德意志，已宣布出版自由和建立国民自卫军。目前这样已经足够了。

“就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仍然顽固下去吧！那时一切都赢得了，过几个月就会发生德国革命。看他敢牢牢抓住自己的封建形式不放！不过鬼才知道这个可笑而疯狂的家伙会干出什么来。”

3月1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爆发武装起义，推翻反动政府，奥皇被迫罢免反动首相梅特涅。

这时，恩格斯已决定离开布鲁塞尔，到巴黎参加由马克思主持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他刚到达巴黎，就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3月18日，柏林武装群众与反动军警发生冲突，包围王宫，迫使国王威廉第四下令撤军停战，并任命了自由资产阶级的内阁。

面对风起云涌的人民革命运动，恩格斯精神振奋。从1848年初至1849年夏天，他满腔热忱地奔波于比、法、德、瑞等国，为打倒封建反动势力而冲锋陷阵，成了德国和全欧革命民主派的灵魂。

早在法国革命爆发不久，设在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决定将自己的职权交给马克思领导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以便就近指导欧洲大陆的革命运动。这个决定传到布鲁塞尔时，当地已实行戒严，不可能将盟员尤其是德国盟员加以联合；同盟领导人不是已被逮捕或被驱逐，就是随时都有被驱逐的可能；而巴黎是整个革命运动的中心；因此，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在3月3日作出决定：解散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把中央委员会迁到巴黎；授权马克思全权领导中央的工作，委托马克思亲自选择人员在巴黎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

马克思于3月5日到达巴黎，3月8日召开同盟巴黎支部会议，决定建立德国工人俱乐部；3月11日在巴黎组成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恩格斯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21日，恩格斯从布鲁塞尔来到巴黎，立即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活动。由于德国出现大好的革命形势，他打算只在巴黎短暂停留。

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关心德国的运动。这不仅因为德国是他们的祖国，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奏。资产阶级准备推翻封建专制政府，无产阶级则准备随后再推翻资产阶级执政集团。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共产党人现在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是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是因为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具有比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更发达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所以，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在巴黎短暂停留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分析德国的形势，认为德国3月18日的革命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只是长期革命运动的开端；“革命的结果，一方面是人民有了武装，获得了结社的权利，实际上争得了主权；另一方面是保存了君主政体，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即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府。

这样，革命就有了两种必然会背道而驰的结果。人民胜利了；他们获得了无疑是具有民主性质的自由，但是直接的统治权并没有转到他们的手中，而落入了大资产阶级的手中。

柏林三月革命

总而言之，革命没有进行到底。人民让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去组阁，可是这些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却建议和旧普鲁士的贵族、官僚结成同盟。”

根据德国的现状，无产阶级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提出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纲领和策略。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写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这个反映德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具体政治、经济要求的重要文件，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讨论通过，由全体中央委员署名发表，在德国广为流传。

同所有历史文献一样，《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所提出的建立统一国家、实现政治民主、废除封建义务、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反映了形势的需要，为人民群众指出了奋斗的目标。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的。两个文件贯穿着一个思想：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从总的趋势来说，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扫清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中世纪的残余，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成为整个社会依以旋转的轴心；因而，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胜利，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开始。但是，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无论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还没有达到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程度。很显然，这个观点过高估计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因而是不妥当的。

当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通过《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把这份文献拿到准备回国参加革命的德国工人中进行讨论的时候，住在巴黎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等人正在组织义勇军团，准备用输出革命的办法解放德国。他们的活动得到法国临时政府的支持。赖德律·洛兰和拉马丁之流的资产阶级政客，对各国革命工人怀着先天的恐惧心理，十分愿意资助工人们离开巴黎。(www.daowen.com)

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海尔维格等人把革命当作儿戏的冒险计划，认为从外面强行输入革命，实际上将对德国革命起着破坏作用。因此，他们说服工人不要参加义勇军团，动员工人单个地返回德国，分散到全国各地参加和领导运动。

1848年4月初，恩格斯与马克思、德朗克及同盟的几百名成员，从巴黎启程返回德国。11日到达莱茵省首府科伦。

科伦是莱茵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无产阶级力量比较集中，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活动的中心；由于受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享有比其他德国城市更多的出版自由。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决定以科伦为基地，领导德国民主革命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创办一家大型日报，是指导革命运动的最好形式。报纸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指导各地盟员进行活动，保持与广大人民群众生动活泼的联系。于是，他们决定在科伦创办《新莱茵报》。

办报的计划确定后，恩格斯立即回到故乡巴门筹集资金。尽管他费尽唇舌，但愿意为“新莱茵报公司”认股的人还是寥寥无几。恩格斯写信向马克思抱怨说，资产者都像害怕鼠疫一样害怕讨论社会问题，他们把这叫做煽惑人心。

老费里德里希对儿子的所作所为满腹狐疑。他像莱茵省的大多数资本家一样，在三月革命之后，对民主派和工人极为害怕，一心想和国王妥协。对他们来说，最理想的制度就是立宪君主制，对于共和国，他们心怀恐惧，至于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想都不想要。

恩格斯无奈的告诉马克思，老费里德里希“宁愿叫我们吃1000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1000塔勒。”经过恩格斯多方努力，一共为报纸推销14股，每股50塔勒；他自己也从生活费中挤出几百塔勒作为办报经费。其他地方筹到的资金也很有限，马克思又把自己得到的一笔遗产几乎全部献了出来，才使报纸得以出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8年6月1日，在克服重重困难后，《新莱茵报》第1号在科伦诞生了。报头上尽管写着“民主派机关报”，但这只是为了适应当时德国的政治形势和股东的要求而使用的名称。它作为第一份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机关报，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德国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为《新莱茵报》的总编辑，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主要助手。他十分钦佩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马克思非常赞赏恩格斯的智慧和才能，经常对其同事们说：“他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的工作能力都很强，写作和思索都极快。”他们俩人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共同分析形势，撰写最重要的社论和文章。马克思外出时恩格斯就代理总编辑工作。除马克思、恩格斯外，编辑部其他成员有：负责国内新闻栏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家威廉·沃尔夫；担任小品文栏编辑的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政论家恩斯特·德朗克；著名民主派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等。从人员组成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

在《新莱茵报》出刊的近1年时间里，恩格斯为报纸写了大量社论、文章和通讯，充分利用自由环境中的每一天，用笔作枪，向反动势力无情开火，为革命运动指出了前进的方向。这个时期他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同马克思是很难分开的。许多文章由他们俩人共同研究写作，发表时没有署名；有些文章虽然署着各自的名字，实际也是共同研究的成果，反映了两人的观点。

怎样认识三月革命后的德国形势？怎样把革命引向深入？这是摆在德国人民面前，特别是革命民主派面前的重要任务。获得政权的资产阶级认为革命已经结束，急于与封建势力进行妥协。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满足于已经取得的胜利，缺乏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无产阶级必须亮明自己的态度。1848年6月中旬，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一组文章，对这个重大问题作了正确地回答。他指出：三月革命的结果，一方面人民有了武装，获得了结社的权利，实际上争得了主权；另一方面保存了君主政体，成立了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府。这就是说，人民胜利了，但直接统治权并没有转到他们手中，而落入了大资产阶级手中。总而言之，革命没有进行到底。通过人民流血牺牲而取得政权的大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害怕工人，害怕民主，与旧普鲁士贵族、官僚结成同盟。因此，必须明确认识：这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

争取国家统一，是1848年德国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在《新莱茵报》上，马克思、恩格斯反复阐明，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无产阶级的利益密切相关。当国家四分五裂的时候，不仅资产阶级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无产阶级也不能成长为一支强大的力量。但国家统一不能依靠颁布命令的办法，而只能依靠革命运动来实现。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必须与各邦反动势力——官僚、军阀、贵族、僧侣进行斗争，首先必须反对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德国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有德国各个所谓的列强的崩溃，首先是奥地利和普鲁士不再继续存在，才能产生德国的统一。

为了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新莱茵报》与三月革命后执掌政权的资产阶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恩格斯指出，在普鲁士这个组织得很好的官僚等级制度的绝对权力多年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革命胜利后比任何地方都更需要彻底更换文武官员。但以康普豪森、汉泽曼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内阁却公开维护反动王朝的利益，把整套旧官僚国家机构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在旧官僚制度与新秩序之间，他们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实际上把国家权力置于反动分子之手。他们不仅没有对反动分子进行强有力的专政，而且与反动势力进行妥协，结成同盟，背叛民主革命，为反动势力卷土重来准备了条件。

《新莱茵报》创刊号和最后一期

恩格斯一开始就密切注意三月革命后召开的法兰克福联邦议会和柏林国民议会的活动。他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从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的立场阐明了议会的任务：第一，大声而公开地宣布德国人民在维也纳和柏林起义中已经夺得的主权；第二，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制定德国宪法，消除德国现存制度中一切与人民主权的原则相抵触的东西。议会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粉碎反动派的一切偷袭，巩固议会的革命基础，保护革命所夺得的人民主权不受任何侵犯。”但是，无论法兰克福议会还是柏林议会，都不过是一些无聊政客的清谈俱乐部。议会本来应该为国家统一和人民主权作出贡献，但实际上除了发表一些夸夸其谈的言论，通过一些无人理睬的决议以外，对实际革命运动毫无作用。议会本来应该处处以专政的办法反对腐朽政府的反动企图，可是它没有这样做，却眼睁睁地让反动军队到处横行霸道，欺压人民。这样的议会，“连革命的回声也够不上，更不用说是革命运动的中央机关了。”

三月革命以后，普鲁士反动势力不甘心失败，不断进行反扑。鉴于一些反动军官对革命采取敌视态度，8月9日，柏林制宪议会通过决议，要求陆军大臣命令反对立宪制度的军官辞职。汉泽曼内阁拒绝执行议会决议而垮台。9月7日，内阁垮台的消息一经发表，柏林全城沸腾，人们情绪激昂，成群结队到议会大厦表示支持。国王威廉四世却违背立宪制度，阴谋解散议会，成立由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府。

马克思、恩格斯对此十分重视，认为解散议会意味着政变。如果议会取得胜利，三月革命的成果将得到巩固；“如果国王取得胜利，组成了普鲁士亲王内阁，那么议会将被解散，结社的权利将被取消，报刊就会受到压制，就会颁布关于选举资格的法律……所有这些都是受到军事独裁、大炮和刺刀保护的。”

9月13日，恩格斯与《新莱茵报》编辑部其他同志一起，组织和参加了在弗兰肯广场举行的科伦群众大会，这个大会有5000—6000人参加。他们中间既有头戴礼帽、手持拐杖的绅士，也有身着粗布衣衫的普通群众，当然也少不了警察局的密探。广场上布置了一出讲台，上面站着几个精神焕发的男子。“看，费里德里希·恩格斯，《新莱茵报》的编辑！”台下有人欢呼。人群中身材高大的恩格斯显得特别显眼，阳光照射下，他的脸上泛着激动的光芒。

这次民众大会，选出了一个由30人组成的安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因为“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而“直接向人民负责”。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被选入安全委员会。随后，恩格斯提出一份《致柏林议会书》，呼吁书支持制宪议会的决议，指出国王新任命的贝凯拉特内阁不能保证议会决议的执行，甚至有可能解散议会。针对这种形势，呼吁书写道：

“人民选出来协商君民之间的宪法事宜的议会，不能因单方面的行动而解散，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王权不是和议会平行，而是凌驾于议会之上；因此，解散议会就是政变。”

恩格斯号召柏林的议员：

“在有人企图解散议会的时候，议员们能够执行自己的职务，即使在刺刀威胁下也不要擅离职守。”

弗兰肯广场群众大会后，恩格斯深入发动各阶层人民群众，组织城市工人与近郊农民建立联系，努力把运动扩大到莱茵省其他城市。

9月17日，恩格斯参加在科伦以北沃林根附近举行的一次规模更大的群众集会。参加集会的除科伦的群众外，还有来自约伊斯、杜塞尔多夫、克雷弗尔德、希特多夫、弗雷亨和莱因多夫的代表团。人们不顾警察设置的种种障碍，从陆路、水路汇集到大会会场。卡尔·沙佩尔当选为大会主席，恩格斯当选为大会秘书。大会以多数票通过沙佩尔的提议：成立社会民主的红色共和国。根据恩格斯的提议，大会通过了以下决定：“如果和普鲁士反动政府发生冲突，我们准备为德国而战，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这时候，科伦驻军司令已经命令士兵处于戒备状态，并将大炮对准了科伦城。不久，反动当局宣布在科伦城戒严，取缔所有民主派组织，查禁所有进步报刊。《新莱茵报》也被禁止出版。

9月30日警察搜查了恩格斯住宅。10月3日，国家检察官黑克尔发布通缉恩格斯的命令，并刊登在各大报纸上。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在科伦戒严时，恩格斯已经离开普鲁士前往比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