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登》的第一章就是《经济篇》，这曾让一些读者感到困惑。一个放弃世俗生活，走进自然的人，何以把讨论经济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除了上面所讨论的梭罗的价值观的因素之外，还与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状态有关。

梭罗生活的时代，新英格兰地区的传统殖民地农业经济受到了兴起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更多的社会财富转移到了土地拥有者和商人手里，贫富差距扩大。梭罗从哈佛学院毕业不久，美国就遇到了1837年的经济萧条，结束了1825年以来的一段经济繁荣期。他自己从哈佛学院一毕业就面临失业。他尝试了各种工作：教师、土地测量员、园丁、农工、油漆工、木匠、泥瓦匠、铅笔制造者、玻璃纸制作者、作家和诗人。当时，由于金融危机，美国有90%的工厂关闭。在新英格兰，90%的工厂关闭。波士顿（Boston）和洛威尔（Lowell）的纺织厂几乎全部关闭。大批工人失业，即使那些没有失业的工人的工资都缩减到了几乎难以维持生活的水平。在费城和巴尔的摩的妇女的工资一周只有1.25美元。其惨况几乎与后来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不相上下。梭罗在瓦尔登时期，纽约至少有两万工人失业，有三万人每周的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社会矛盾加剧，工运频起，各类工会的人数剧增。许多人对资本主义的体制失去了信心。梭罗正是在这个社会背景下，离开康可镇，走进瓦尔登的。

梭罗在写作《瓦尔登》期间，经济是当时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关于家庭生计（housekeeping）和家庭经济的书和杂志在美国变得畅销，例如，卡瑟琳·比切（Catharine Beecher，1800—1878）的《论家庭经济》（A Treaties on Domestic Economy）曾再版三次，印刷了15次，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梭罗在《经济篇》中讨论一些的问题，就是比切书中所涉及的问题。

梭罗是19世纪一个超验经济学家（transcendental economist），他的《瓦尔登》是一部特殊的价值经济学著作。梭罗呼吁人们重新审视人们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和消费行为。这一努力与18世纪欧洲一些启蒙思想家们所做的有些类似，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梭罗把《经济篇》置于《瓦尔登》的第一章，目的就是要向人们推介他的价值经济学，以帮助人们度过艰难的经济时期。根据梭罗的观察与经验，他认为“人是在一种错误下劳作的”。^[102]他批评人们疲于挣钱和消费的习惯、攻击庸俗的拜金的习俗、声讨工业体系对人性的摧残，反对美国的物质主义。梭罗试图批评那些已被社会接受，或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和经济行为，让人们摆脱平庸的经济束缚，过一种简约，同时不失品位的生活。这是人类摆脱经济困境的一个途径。他所提倡的这种新的价值观是对美国平庸资本主义的一个自觉的抵制。梭罗的价值经济学思想成了后来美国反对社会过度物质化、工业化以及商业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

梭罗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而是有一些商业经历的人。父亲和兄长相继去世后，梭罗成为维持家庭铅笔生意的关键人物。他接过了家庭的铅笔制作和推销的业务。其实早在哈佛学院学习期间，他就阅读过有关铅笔制作的各类书籍。梭罗是一个善于钻研的人，曾发明了改进装铅芯的新工艺，提高了铅笔生产效益。他家族的生产的“约翰梭罗”铅笔曾是美国铅笔的一个品牌。尽管价格稍贵，但销路很好，颇受欢迎。德国的一家铅笔公司曾把“约翰梭罗”铅笔视为在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为了推销自家生产的铅笔，梭罗还曾去过美国东海岸的许多城市和地区。这种从商的经历，对他的经济学思想有重要影响。

他走入瓦尔登的森林是一个务实之行。他要做一个实验，宣示一种新的社会生存的方式。他觉得，一个年轻人在学院里学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并不足以让他应对人生的各类的问题与困境，他还要在实践中掌握生活的经济学（economy of living）。^[103]自己动手盖房子、做预算、从事生产和消费平衡，这些看似简单琐碎，但能够把这些做好，胜过任何在书本和课堂上的经济学理论。盖房子的成本核算和生活的消费这些统计数字在梭罗的生活经济学中，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和重要价值。在《瓦尔登》中，梭罗还特意罗列他的收支平衡数字表，以证明他在经济上的自立与成功，似乎是一个锱铢必较的人。根据他的计算，一年只要劳作30～40天就可以养活自己，他可以用更多时间去做他所选择和热爱的事业。在这个意义上，梭罗还是一个生活经济学的精算师。他既有精神上的追求，也有实际的考虑，“我决心要把豆子彻底了解一下”。^[104]与学院派的经济学者不同，梭罗是一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梭罗试图达到一种“完全依靠双手的劳动养活自己”的生活。

梭罗价值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观念是对繁缛物质主义的批判。人类的麻烦往往是太沉湎于一些中看不中用的无价值的东西。“文明在改进我们的房屋时，却并没有同样改进居住在里面的人。文明创造了宫殿，但要造就贵族和国王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05]“当农人拥有了自己的房子时，他不见得因此而更富有，反而会是更穷了，是房子拥有了他。”^[106]对不必要的东西，如家具等拥有的越多，并不代表富裕。“这类东西你拥有的越多，你就越是贫穷。”^[107]更为重要的事，梭罗指出，“人是在一种错误下劳作的。”即使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人们“由于无知和错误，被生活中人为的烦恼和过于粗重的劳作挤得满满的，以致无法摘取人生精美的果实”。^[108](www.daowen.com)

伯灵顿曾把梭罗的《瓦尔登》视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学的手册。^[109]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在他1926年发表的《黄金时代：美国经验和文化的叙事》（The Golden Day：A Story of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Culture）一书中，称梭罗是一位被低估了的美国物欲主义的批评家（an undervalued critic of American materialism）。^[110]他们俩是最早识别梭罗的《瓦尔登》的经济学价值的学者。

简单生活原则是梭罗价值经济学的另一个内容。他提倡一种不同的经济原则：“我想要过一种有品位的生活，汲取生活的全部精髓，过坚强的、斯巴达克式的生活，除去一切与生活无关的东西……把生活置于困境，降到最低的境况，如果证明生活是平庸的，就把这种平庸彻底明白地搞清楚，并公之于众。如果生活是崇高的，就去体验它，在下一次的经历中更真切地阐释它。”^[111]“多数奢侈品，还有许多一些给生活带来舒适的东西，非但不是必不可少，而且必定阻碍人类的超脱。就奢侈和舒适而言，最明智的人往往过着比穷人更为简单和贫瘠的生活。”^[112]

在梭罗看来，一个人的聪明往往体现在他是否有一个明确的生活目标。“我们不一定能够在计算好的时间抵达我们的港口，但是我们会保持正确的航线。”^[113]在一种全新的价值经济学引导下，过一种有原则的简约生活，将会给人带来社会与政治上的更大自由，实现人的价值。他在瓦尔登的森林中预言，这些不仅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品质，也会使一个民族以新的姿态，“迈着最大的步伐，超越任何民族”。^[114]

基于这种价值观，梭罗还揭露出美国社会发展的一些问题：“它有足够的资金，所缺乏的是品味和修养。它在农民和商人看重的事物上肯花钱，可一旦有知识人建议的有价值的东西上投资，就会被视为乌托邦式的空想。”^[115]

梭罗还提醒人们，经济价值必须与道德原则相结合。“我宁愿坐在一个南瓜上，并独自拥有它，也不愿意挤坐在一个天鹅绒垫子上。我宁愿在大地上乘坐空气自由流动的牛车，也不愿坐在观光火车奢侈的车厢里，一路呼吸着污浊的空气上天堂。”^[116]

梭罗警告人们，一个社会如果盲目地陶醉在所谓的物质进步之中，可能会以整体性的文明衰退为代价。他在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看到了这种令人担忧的倾向。火车的出现、荒野的被开发、放牧者的消失并不代表社会的进步。梭罗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具有冷静头脑和锐利的批判眼光的人，“我不会让火车的烟雾水汽和呼哧声弄瞎我的眼睛，震聋我的耳朵”。^[117]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异化，对自然的破坏，是梭罗产生深深的忧虑和挥之不去的愤懑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