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登》不仅是一部“静而思”的书，它还是一篇“起而行”的宣言，是一部极具政治颠覆性的经典。梭罗创作《瓦尔登》的一个用心就是要“促使读者进行沉思和反省”，要唤醒更多的人投身到对社会的改造之中。表面上看，他似乎背弃大众生活而去实验孤寂的“森林生活”，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涌动着一种“具有颠覆社会秩序的革命冲动”。^[48]对梭罗来说，对社会的政治关怀与他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同等重要。梭罗的这“两种思想彼此赋予活力，少了哪一个，另一个都会黯然无光”。^[49]在政治上，梭罗是一个不妥协的激进的思想者、鼓动者和行动者。

爱默生在《改革者》的讲演中曾把梭罗描述成“一位勤勉的年轻人，他依然在自己狂野思想的支配下，还没有套上社会这幅轭，与我们所有人一起在社会习惯的车辙上挣扎”。^[50]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梭罗的胸中奔腾着强烈的要改变社会现状的激情与冲动。他的性格里有好斗的成分，是一个反叛性格极强的人。梭罗自己对此也从不掩饰，“在任何的气候下，在昼夜的任何时间里，我都急切地想要改变目前的状况”。^[51]“我可以进行更强烈的反抗，也多少会有一些效果，可以‘疯狂’地反抗社会。”^[52]

透过《瓦尔登》的文本，人们可以感受到梭罗那种寻求变化的渴望、参与社会变革的激情和颠覆社会固有秩序的冲动。他要做一个推动社会进步的鼓动者、实践者和宣传家，去唤醒愚昧大众。他把自己比喻成唱白天下的雄鸡，要唤醒沉睡的民众。其实，梭罗一直在实践爱默生所提倡的，一个天才的人应该承担起道德上的和文化上的改革者的责任来生活。他对世俗社会的关注与他对自然的关注一样专注。

梭罗政治思想是围绕社会改革的各类问题而形成的，而不是在书斋里对理论和概念的推演。遗憾的是，人们一开始并不重视梭罗的政治思想。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进步主义时期，一些美国学者才重新发现了梭罗政治思想的价值。沃纳·伯灵顿（Vernon L.Parrington，1871—1929）在他的《美国思想的主要潮流》（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一书中，将梭罗的政治思想置于美国历史上自由主义思想的谱系中，与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1603—1683）、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和沃特·惠特曼（Walter Whitman，1819—1892）等同属一个传统。在美国，每当自由主义受到威胁时，就会有人擎起梭罗这面旗子，来捍卫自由主义的原则。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一些自由派文人和艺术家，就曾借助梭罗的思想来抵制当时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的迫害，他们认为美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梭罗这样的人。^[53]

爱默生曾看出，梭罗是一位能够提供革命性思想的人。在这一点上爱默生是望尘莫及的。梭罗倒是与他几乎同时代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有些类似之处。马克思所提倡的，哲学家不要仅仅满足于解释世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很合梭罗的口味。《瓦尔登》是表达梭罗的激进的政治思想和强烈参与政治的欲望与冲动的文本。他写《瓦尔登》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告诉对那些对社会不满，饱受压迫和不平等待遇的人们，他们其实是可以改变现状的。^[54]

美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是梭罗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哈佛学院学习时，他就对历史感兴趣。在瓦尔登期间，他还曾回到康可镇，为乡邻做了一场题为“历史自身”（History of Himself）的讲演。梭罗对美国革命有一种特殊的历史情怀。他不断向美国革命的那一代人汲取思想和政治智慧，并实践美国革命的一些原则和策略。他生长在一个具有美国革命传统的康可镇，那里曾是北美殖民地人们在1775年打响反抗英国暴政第一枪的地方。当年的战场就毗邻瓦尔登。梭罗生活的时代距离美国革命时期并不遥远，一些亲身参与美国革命的人仍然在世，其中有些人就是他的长辈。他在《瓦尔登》中，曾记载了美国革命时期瓦尔登一带居民的经历。这些记录是后人研究美国革命地方历史的珍贵的史料。1845年，梭罗选择7月4日这个美国革命的独立日作为他走进瓦尔登的时刻，绝不是一种偶然，其中的象征意义是很明显的。

《瓦尔登》作为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的一部具有颠覆性的政治文献，它既继承了美国革命中所形成的反抗政治理论传统，又具有一种鲜明的时代性与社会性。梭罗所提出的公民不服从原则，给反抗暴政的人们提供了新的原则和策略。从对历史的长时段的影响来看，梭罗政治思想的颠覆性恐怕不比与他同时代的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弱。如果以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的持久性和相关性来判断，特别是20世纪的历史进程，梭罗的政治思想的影响力甚至还超过马克思。从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到美国的民权运动，梭罗的影响都显而易见。

有人曾认为，梭罗是一个没有改革纲领的改革家，他也从不认同任何一个社会政党和政治派别。其实，梭罗的改革思想和行为与美国19世纪的一些超验主义者们的思想倒有些相似之处。那个时代的美国超验主义者对待改革一般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坚持通过法律程序去实施改革；一种是动员社会的力量进行改革，特别是注重个人的力量。梭罗大致是属于后一种。他虽然没有参与任何党派，但他却以个人的方式参与了当时的废奴运动和反战运动。

梭罗对美国一些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反抗，以及对美国政府的政策的批评，反映出他实际上是继承了美国革命的政治反抗的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17 世纪英国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政府论。梭罗对政府的权力始终持一种深刻质疑和批评的态度。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有革命的权利，有权拒绝效忠不义的政府，特别是当政府暴政和低能变得无法忍受时。他反对他那个时代的美国政府所奉行的帝国侵略政策，以抗税的形式公开抵制美国对墨西哥发动的侵略战争。他觉得，许多公民的消极沉默和不作为，是导致了美国政府发动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的一个原因。梭罗的反抗行为和策略就是借鉴了美国革命时期人们反抗英国暴政的历史经验。在梭罗眼中，抗税是一种具有革命性质和蔑视政府权力的行为，是比任何空谈都有效的改变政府政策的斗争手段。这就如同历史上美国革命的那一代人反抗英国的统治的做法，通过拒付茶叶税和各种其他税款，以达到实现政治诉求的目的。对此，梭罗写道，“我毫不怀疑他们是为原则而战，和我们的先辈一样，而不是为了不交三便士的茶叶税；这场战争的结果对于有关双方都极为重要，值得记忆，至少和我们的班克山战役一样”。^[55]

1846年7月的一天，梭罗在瓦尔登居住期间因拒付政府为与墨西哥的战争而征的税，被捕入狱。其实，4年之前，梭罗就已经拒向政府交税了。他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康可镇的布朗生·艾尔科特（Bronson Alcott，1799—1888）也曾因为拒付税而被捕入狱。梭罗觉得，如果一个政府滥用监禁的手段使社会失去公义，监狱就是正义的人应去的地方。这个经历对梭罗后来的政治思想的演变有重要影响。他拒付非正义的税，就如同美国革命那代人反抗英国的不合理收税一样，为此梭罗宁愿自己受牢狱之灾。这是他“和平革命”（peaceable revolution）的一种手段。梭罗在个人的层面上实践了美国革命的原则。需要指出的是，梭罗并不是一个极端抗税的人，他只不过是拒付他认为政府所征收的不合理的和非正义的税。后来他的《公民的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他的这一经历而写的。在一定程度上《瓦尔登》和《论公民的不服从》是美国19世纪产生的最有价值和影响力的公民宣言。它们后来变成了20世纪60年代民权和反战运动的圣经。

梭罗生活的19世纪的中叶美国所面临的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蓄奴制。这是美国革命所遗留下来的难题，也是造成国家分裂的病灶。早在梭罗入哈佛学院学习期间，英国国会在1833年通过了废除蓄奴制的法案。这一事件对年轻的梭罗可能会产生某种影响。梭罗来自于一个有着反对奴隶制传统的家庭。他的母亲和姐姐就参与了反对奴隶制的各类活动。他的家庭常常是反对奴隶制人士聚会的地点，也是营救南方奴隶的“地下铁路”的中转站。(www.daowen.com)

在对奴隶制的态度上，维护奴隶制的势力不仅来自南方，在北方也有。当时北方的劳工组织对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些废奴主义者就持一种敌视态度的，他们认为这些废奴主义者是一些代表工厂主们利益的伪善的人。^[56]梭罗始终关注蓄奴制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并力所能及地参与反对蓄奴制的各项活动。他曾参与营救逃亡奴隶的“地下铁路”运动。在瓦尔登居住期间，梭罗还帮助了一个从南方奴隶主那逃离出来的黑人奴隶。他还曾经邀请过反对蓄奴制的人士到康可镇讲演。^[57]

在反对蓄奴制过程中，梭罗从一个提倡“公民不服从”非暴力的改革者，变成了一个主张“暴力不服从”的激进主义者。影响他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约翰·布朗事件。当约翰·布朗（John Brown，1800—1859）为反对蓄奴制发动起义，袭击美国军火库被判处死刑时，梭罗做了两次公开的讲演，支持和悼念布朗。这两次讲演显示出梭罗愈来愈激进的态度。他放弃了早期主张的非暴力的态度，甚至愿意拿枪参与武装活动。他写道，“我同意布朗的原则，即为了解救奴隶，人们应有武力反对奴隶主的权利”。^[58]梭罗的这个变化不是突然的。在他的《论公民的不服从》中，他表示：“我不希望去杀人，也不要被杀，但我可以预见我可能遇到两者都不可避免的情形。”^[59]

梭罗认为，如果一个政府既是一部分公民的政府，又是奴隶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合法性就值得怀疑。人民有权利改变这样的政府，“每个人都承认革命的权利，即当政府沦于暴政，或其效力极低无法忍受时，你有权拒绝向其效忠，且有权对其反抗”。^[60]在梭罗的眼里，剥夺任何一个人的权利，就是剥夺所有人的权利。除非一个人也把自己变成奴隶，否则他不可能对奴隶制熟视无睹。“按照原则来做事，理解并践行正确的事情，将会使得事物及其关系彻底改变，而绝非与现存的一切相苟同，这便是根本上的革命。”^[61]梭罗就是这样将美国革命的原则同19世纪的反对美国奴隶制的运动结合了起来。

梭罗有一种自我颠覆的倾向，一种极强的反叛意识。这是他思想复杂性和活力的一种表现。梭罗觉得，新的一代人没有必要将自己的楼宇建筑在前人的文明废墟之上。“清醒健康的人都知道，太阳终古常新。抛弃我们的偏见，是永远不会来不及的。无论如何，古老的思想与行为，除非有确证，便不可轻信。……老人有旧的一套，新人有新的一套。”^[62]“一代人抛弃另一代人的事业，就像抛弃搁浅了的船只。”^[63]这种激进的反叛性还表现在他对一些所谓学术权威的态度上。“大学问家和思想家的成功，通常不是帝王式的，也不是英豪式的，反而是朝臣式的成功。他们应付生活，往往是求其与习俗相符合，像他们的父辈一般，所以一点不能成为更好地人类的始祖。”^[64]

梭罗是具有一种罕见野性，甚至带有暴力倾向的自然主义者。在《瓦尔登》中，他用相当的笔墨描述荒野中的一些血腥与暴力现象，对虫类世界相互残杀有执迷的观察。他曾用了几页的篇幅描绘蚂蚁的血腥厮杀大战，甚至为看到一只秃鹫吃腐肉而感到欢欣鼓舞。他觉得，年轻人宁可受野狼的哺育，也不能受社会的规训。^[65]梭罗在政治上的反叛性格、文学上的原创性、社会行为上的特立独行都与他所具有的这种原始的野性有关。

在荒野中，梭罗感受到人和动物所具有的原始野性，对自身的野性也有了新的认识。梭罗所追求的狂野不仅是外在的，他更注重内在的狂野，产生于内心自由意愿（free will）的狂野。在《更高的规律》一篇中，梭罗写道，“在我们身体里面，有一只野兽”，它有着像爬行动物一样的本质。“我们可以健康，却永远不能是纯洁的。”他有一种与兽为邻，甚至变成野兽的愿望，过上一种野兽般的生活是最能融入与体验自然的方式。他有一次把自己描述成“在林中奔跑，像一条半饥饿的野兽，以奇怪的恣肆的心情，想要觅取一些可以吞食的兽肉”。^[66]又有一次，梭罗钓鱼归来，瞥见一只土拨鼠，他“只想把它抓住，活活吞下肚去”。^[67]

作为一位自然主义者和生态保护者，梭罗也曾提倡过素食主义，但他在瓦尔登期间却不是一位素食者。当他饥饿时，梭罗有把旱獭生吞下去的欲望。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状态，“我在湖边生活的时候，有一两次觉得自己像一只饿得半死的猎狗，奇特恣意地在林子里漫游，寻找我可以吞食的某种野味，甚至吃什么野兽肉我都不会觉得太过野蛮。最野蛮的场景都变得莫名其妙地熟悉起来。我过去和现在都觉得，和大多数人一样，在自己内心有一种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的本能，同时有一种原始地位和野蛮生活的本能，这两者我都尊重。我对野性的爱不亚于对好教养的爱”。^[68]他还写道，“有时候，我喜欢野性地对待生活，更像野兽那样度过我的一天”。在瓦尔登生活期间，他也有杀戮的血腥行为。一次，捉到了一只糟蹋他豆子地的旱獭，他不仅把它杀了，还烹食了。这道野味给了他“短暂的享受”。^[69]他在做这些事情时也并不是没有顾虑，他曾提醒自己，尽管人的野性“天性难以克制，但必须克制”。^[70]

梭罗的身上还表现出一种美国19世纪野性的浪漫主义。梭罗的野性浪漫主义不仅表现在他的政治思想上，还表现在他的个人的英雄性格和狂野的行为模式上。他不仅希望自己能够过上一种狂野的生活，甚至希望他的邻人也像他一样狂野。梭罗之所以对印第安人着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神秘莫测的野性。梭罗本人就是那种永远无法被教化的、具有强旺生命力的“自然的野人”。在《瓦尔登》中，梭罗常将“野性”、“印第安人”和“诗性”组合在一起，这不是偶然的。原野是他诗篇创作的最佳场所。只有这种自然的野性与神灵的结合才能产生诗，才是诗的生命。诗人在梭罗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与他相处最愉快的是诗人。他从不想成为，也不是一位湖滨森林中的自然孤隐诗人。梭罗认为，在学院的图书馆和书斋里人们是无法得道或感受到诗意的。一首真正的、简单而自然的好诗，一定要在自然原野和人的心灵交汇中才能产生。这是梭罗浪漫主义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渊源，也是了解梭罗何以成为美国19世纪富有特性的浪漫主义诗人的一个线索。

在审美诗意上，梭罗的《瓦尔登》，既有惠特曼诗篇中泄露出的狂野，又具有艾米丽·狄更斯（Emily Dickson，1830—1886）诗若隐若现的幽暗的认知力。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每次阅读《瓦尔登》都会在不同层面上，感悟到一种认知的通畅和审美的愉悦。

如果红色代表着一种激情、一种野性、一种牺牲精神、一种对变革的渴望、一种革命的象征，那么它是梭罗所钟情的颜色。梭罗自己曾坦承，“我们喜欢看到温带植被中的任何红色。它是色彩中的色彩”。^[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