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走进瓦尔登正值他与社会处于多重紧张关系的时期，这些紧张关系让他身陷于一种持续性的焦虑和困苦之中。《瓦尔登》是个体与社会的道德张力、现实与历史张力、社会束缚与个人自由张力等交织碰撞在一起的混合物，字里行间渗透着梭罗的纠结、困扰、迷惑、焦虑、烦躁、冲动、亢进与癫狂。《瓦尔登》是这种紧张关系的记录，是梭罗试图从中解脱的努力，也是他为了应对这些紧张关系的一种独特的自我心理疗法的实验。正因为如此，代表着这些紧张关系的橙色也是《瓦尔登》的一个基色。橙色是一种受社会排斥者的识别色，是张力失衡的临界点，是警示人们安危程度的尺标。阅读《瓦尔登》，感受这些紧张关系，将有助于了解梭罗当时的生存状况，特别是他内心的焦虑和行为模式。同时，《瓦尔登》也会给人们提供了解19世纪上半叶美国新英格兰，以及美国人的生存境况和社会状态一个难得的机会。

彻底的孤独与积极的入世是构成这些紧张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作为身处社会边缘的人物，梭罗与社会常常是格格不入的。《瓦尔登》的字里行间，时常流露出梭罗那种既令人羡慕，又让人震撼的孤寂（loneliness）。他写道，“我最好的伴侣就是孤寂”。“多少年来，我一直力图找到我的同道，甚至仅仅是在具有男子汉气质这一共同点上，但是一直未能成功。”“在所有的现象中，我的同类是最神秘、最难发现的了。”^[19]“我喜欢社会，一口将其吞下——即，凡是我能接触到的。不是说我喜欢孤单，而是说我们喜欢高飞，当我们飞过云端时，相伴的人会越来越少，最后连一个都没有了。”^[20]

梭罗又是一种具有多重性格的人，这使他时常处于多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他对世俗的事务好奇、热情参与社会改革，甚至好为人师；另一方面，他又桀骜孤僻，孤寂独处，远离世俗，对人世间的丑陋深恶痛绝。他对自己这种多重的矛盾性格有所知，觉得这些性格使他在社区里做不了好邻居，在社会上交不到好朋友。^[21]他曾说道，“我爱独处。我从来没有发现比独处更好的伙伴了”。^[22]但他同时也曾坦言，“我不希望过隐退的生活，除非必须如此”，^[23]“我和大多数人一样，乐于交往，而且时常像条水蛭一样，一时把自己仅仅吸附在碰到的任何活力旺盛的人身上。我天生就不是隐士，如果我有事要到酒馆去，很可能最坚定的酒馆常客呆的也没有我久”。^[24]梭罗走进荒野，离群索居，暂栖在瓦尔登边的丛林，并不是要做一位隐士，其实他也做不了隐士。他只是想要换个生存方式，以自己的方式缓解他的焦灼与紧张，同时彰显自己的性格。即使他走进了瓦尔登，他也从来就没有隐居过，也从来不想隐居过。他独居但没有隐居，而是让自己处在了一个特殊的状态。

梭罗在走进瓦尔登森林的第二天就在日记里写道：“我希望面对真实的生活。”^[25]在一人独居的日子里，他对社会的关怀，一刻也不曾减弱，有时甚至更为强烈。他甚至觉得，“我们只有终身投入并完全浸透在包围我们的现实之中，才能领悟到什么是崇高与圣洁”，“我们是属于社会的”。^[26]在瓦尔登期间，他不忘去参加康可镇的讲演会的活动，还向接触到的各类人士热切地打听外部社会的消息。在独居瓦尔登期间，他经常去镇上逛逛，观察乡邻的生活，借机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他甚至对镇上人的一些八卦新闻感兴趣。因为他要了解这些所谓“文明的穷人”（civilized poor）是如何生活的。^[27]只要有可能，就对这些人的生活品头评足。这段时间竟是他社交活动最频繁的时期。他曾记载，“我在森林里生活期间，接待的客人比我一生中任何时期都多”。^[28]梭罗的林中小屋就是由许多人帮助他建造的。^[29]小屋的门几乎向所有的人敞开，变成荒野中人们的聚所。他在那里接待了各式各类的人，常有聚会。有一次他竟同时接纳了近30个人。^[30]来访的人里面既有知识精英阶层的人物，如爱默生和威廉姆·强尼（William Ellery Channing，1818—1901）；也有来自社会底层的各类人：掉到水里来取暖的人、走失迷路的人、打探他生活的人、垂钓者、猎人、农夫、商人、旅游者、印第安人、黑人、妇女、老人、外乡人，甚至采草莓的孩子。梭罗对这些人物的描述给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当时社会的多重视角，特别是来自底层的视角。

梭罗的出走，其实是为一种新的回归和参与做准备。他的隐退是为了更好地入世，而非永久与世隔绝。这就是爱默生所提倡的那种知识学人要学会从社会隐退，为的是再成功地重返社会的策略。梭罗走进荒野，其实是为了以新的姿态重新进入社会。他一直坚持认为，“我们是属于社区的”。这一点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这是他成为19世纪美国激烈的改革者的一个原因。

可是就这样的一个人，梭罗在内心深处却与他的乡邻有一种明显的疏离感，甚至鄙视和憎恶他们那些庸俗的观念和行为。对此，梭罗毫不掩饰，“我的邻居说是好的事情，其中的大部分我在心灵深处认为是坏的”。^[31]当梭罗“希望面对真实的生活”时，他就必须面对他与康可镇乡邻的这种紧张的，甚至是敌对的关系。这种似乎无法消融的紧张关系，在《瓦尔登》的字里行间随处可见。他在阐述自己生活理念和方式时，以不断批评康可镇人的生活为衬托，挖苦讽刺他的邻居，鄙视他们的价值观，甚至厌恶他们那种缺少男子气的、苟且偷生的生活态度。对梭罗来说，康可镇有时就像是一座世俗的陷阱，“任何旅人一旦走进，好似跌进陷阱，必遭左右夹攻之刑，男女童叟皆可令他的荷包，洗劫一空”。^[32]

梭罗以为，造成这个庸俗社会阶层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对知识的态度出了问题。“在这个小镇上，除了很少几个例外，人们对最好的书没有兴趣。”^[33]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梭罗所居住的康可镇，在历史上，它不仅是美国革命的发源地，还是19世纪上半叶美国文化复兴的一个重镇。在这一地区，成年白人的识字率不仅在美国是较高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较高的地区之一。即便如此，在梭罗的眼里，康可镇也没有脱俗。(www.daowen.com)

一方面，他对世俗阶层的庸俗与卑鄙毫不留情地批评与嘲讽，但在另一方面，他却认为，在这一社会阶层中常会有杰出的人物产生，“在底层的人中间可能存在着天才人物，尽管终身卑微，目不识丁，却始终是按自己的见解行事，也不矫揉造作；他们和人们认为深不可测的瓦尔登一样深，尽管可能昏暗、浑浊”。^[34]他还注重大众文化的一些价值，比如，他认为，从大众语言中提炼出来的古典文字，有一种永恒的启发和激励的力量。^[35]

而梭罗的个性和行为也不被世俗社会的大多数人所接受。康可镇上有相当一些人，对梭罗的生活方式不理解，觉得他孤僻怪异，甚至把他视为一个疯子。梭罗走进瓦尔登的森林，没有一项固定的职业，这在他的许多乡邻眼里，是一种地道的懒惰行为，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他们一有机会就打探他生活的细节，觉得何以梭罗能够“抛弃那么多人生的乐趣”，而孤独一人待在森林里。一些人甚至责备梭罗是那种“没有处理好自己与同胞们的关系”的人。对此，梭罗自己也有觉察，“我镇上的人们根本不会接纳我为镇政府上的官员，也不会给我一个收入微薄的职位”。^[36]尽管梭罗觉得“公共舆论是一个软弱的暴君”，但他对这些并不完全介意。^[37]他认为，“一个健康人内心的最微弱而坚定的异议，最终将会战胜人们的雄辩和习俗”。^[38]在这个环境中，梭罗常有意识地培养和锻造自己对世俗的抵御和防范的能力，“当我在镇子上呆的很晚后出门，将自己投入黑夜之中，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尤其在漆黑的狂风暴雨之夜”。^[39]

梭罗的激进性不单表现在他与乡邻的紧张关系上，他更为实质的激进性还表现在与当时美国社会一些精英的紧张关系上。梭罗在《瓦尔登》中还透露出一种对社会精英阶层的失望，甚至反感的情绪。人们一般以为，爱默生是梭罗的导师，可梭罗在《瓦尔登》中却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大约三十年了，至今尚未从我的长辈那里听到过一个字的有价值的忠告，就连认真的忠告也没有。”^[40]不知爱默生读到这样的文字，会有何感想。在梭罗眼里，所谓的文明人或精英，无非就是“更有经验和更为聪明的野蛮人”而已。^[41]

与许多时代的知识人物一样，梭罗也有着强烈的“影响的焦虑”（influence anxiety）。他曾宣告，“我不准备写一首沮丧的颂歌，我要像黎明站在栖木上的金鸡一样放声啼叫，或许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唤醒我的邻人”。他觉得，如果他的思想能够被人们所接受，他就会有一种满足感。

一个处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边缘人物，往往对身份认同较为敏感。梭罗也不例外。梭罗早在进入瓦尔登之前就已经意识到，“成为一个好的世界公民是非常困难的”，甚至做一个康可镇的市民也并非易事。^[42]“使改革者感到如此悲哀的，并不是他对不幸的同胞的同情，而是他自身的苦恼。”^[43]他写《瓦尔登》的一个动机就是要探讨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显示出他内心一直存在的某种紧张状态（tension）。梭罗觉得，“我如何看待我自己，这决定了我的命运”。^[44]“条条道路中只有你自己的路才是命运之路，还是走自己的路吧。”^[45]“天才绝不是任何帝王的侍从”。“如果一个人有自己的信念，无论在什么地方，他将以同样的信念与人合作；如果他没有信念，无论他和什么样的人交往，他都将失去自我的生活。”^[46]梭罗的这一处境可以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BCE—322 BCE）的一个观察来解释。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一个人的道德超过他的城镇中所有其他的公民，他就不复是那城市的一部分了。其实，梭罗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整个的生命是惊人地具有道德性的。善与恶之间从来没有过瞬间的休战。善是唯一不会辜负人的投入”。^[47]这也是为什么梭罗在《瓦尔登》中用许多笔墨来讨论个人与群体道德关系的原因。

梭罗是一位很难归类的人。他既不属于当时的社会精英阶层，也不属于社会底层，更不被社会中间阶层所接受，他不属于社会的任何阶层。正是因为处在这样的位置，梭罗才有可能写出一部关于自我文化（self-culture）的经典《瓦尔登》。他把美国19世纪的个人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奇峰。《瓦尔登》是一部以橙色为基色的自我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