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登》刚出版时，人们一般都将其视为自然文学的作品，觉得绿色是它的基色。在中国，有人把《瓦尔登》视为一部绿色的经典，也绝非偶然。不错，梭罗的《瓦尔登》是一部描述自然、描述人与自然关系的经典，但梭罗并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者，也绝非简单的生态保护者。在他的眼中，绿色是最能代表现自然的颜色，是生命的色彩、简朴的力量、和谐、希望和活力的象征。然而，绿色的意蕴还不止于此。它不仅是自然的色彩，而且还是一种接近真理的颜色，一种自由的颜色。梭罗走进原野，追求的不单是接近自然，融入自然，而是在自然中，让自己进入一个自由的状态。这是他真正的目的，也是《瓦尔登》的主题。

追求自由是梭罗生活的一个原则，他鄙视那些只在口头上谈论自由的人。“我要对我的同胞说，只要可能，就过自由自在的，不受约束的生活。把自己禁锢在一座农场，或监禁在县大牢，二者之间实则一样。”^[5]梭罗走进森林就是为了尝试着追求一个独立自由的生活，寻找一个别出的世界。^[6]他走进原野，关注的是自然，寻求的是自由。自然对梭罗来说，有时是一种表象，一种媒介，通过自然，或在自然中，他所要达到的是一种自由的状态。

反过来，处在一个自由的状态，梭罗才能以多种方式感受自然。其中一种方式，就是聆听自然的声音。这种声音，能够让他凝神遐想，进而发现自己内心的声音。这种在自然中的沉静和思想，在梭罗看来是如此的重要。“这并不是从我的生命中消耗掉了时光，而是大大延长了我应有的生命。我明白东方人敛心沉思和脱离工作的含义了。”^[7]

梭罗热爱自然，部分原因是，这个超人性的自然不属于人类，但它却能够给人以终极的自由。在梭罗看来，真正的自由社会不是所谓的法律社会。法律永远不会让人自由，解除法律，特别是那些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是人们迈向自由之路的关键。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呼吁，与其养成尊重法律的习惯，不如养成尊重人的权利的习惯。梭罗觉得，美国的自由必须体现在个人自由的保证。不自由的人过着一种绝望的生活。在他看来，理想的美国是一个“在那里你能够自由地追随不必拥有这些东西的一种生活方式，在那里，政府不会竭力迫使你支持蓄奴制，承担战争费用，以及其他直接或间接地因为这类事情而产生的额外支出”。^[8]

梭罗的自然界是一个特殊的、人类不曾玷污的，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世界。在大自然中的自由状态，梭罗可以像其间的万物那样，完成一个自我培养（self-cultivate）的过程。他自问：“难道我不应和大地灵性相通？难道我自身不是绿叶和植物土壤的一部分？”^[9]自然孕育了万物的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唯一性的。在自然界“没有一个同类，它独自生长着，发出许多苍绿翠碧的欢快的叶子”。^[10]大自然对生命的热爱，表现出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保护和尊重。这就是为什么梭罗渴望，“让我们如大自然那样从容地过一天吧”。梭罗之所以向往，并能够实践一种有原则的生活是基于他对特殊文化，即——自我文化的认同以及对自由的强烈追求。(www.daowen.com)

相比那些受城市化、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影响而发生变异的各类人，梭罗是一个始终保持原生态的人。他觉得，“我们需要荒野恢复我们的力量”。^[11]如果原野不能给他带来自由，绿色对他来说可能毫无意义了。梭罗走入瓦尔登要的不是一种隐退，去过一种被动的生活，而是一种积极的另类选择。他要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对自然的清新和狂野的力量。他走进瓦尔登，实际上是向自然求助，以获得追求自由的勇气和力量。荒野无疑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可以自由思考和没有约束地说话的地方：“我希望在一个没有限制的地方说话和寻找一个没有约束的地方说话。”^[12]有时正是这种超然的宁静与自由，使梭罗得以平衡内心冲突与焦虑。梭罗早年曾写道：“天天与人打交道的困难使我几乎退缩”，“希望自己在社会中就像在大自然中一样毫无顾忌、无拘无束”。^[13]

梭罗生活的时期是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森林遭受最为严重破坏的时期。对此，他深为忧虑。他提醒人类，随着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恶化，人类和万物自由受到了威胁，他们的欢乐也将消失，“树林被砍掉了，你还指望小鸟会歌唱吗？”梭罗提倡保护生态的真正目的，是要为自己自由的生活创造条件，以及维护人类能够自由生存的环境。这才是他保护生态思想的核心。

当然，梭罗走进荒野，融入自然的行为，还体现了欧洲一个很深的人文主义传统。在17世纪的大部时间里，欧洲的许多文本将荒野和森林描绘成可怕的、阴沉的、荒蛮的和忧郁的场景。^[14]在早期移民北美的清教徒的一些关于荒野的想象中，可以看到类似的痕迹，例如，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的小说《红字》（Scarlet Letter）。到了18世纪初，欧洲国家的一些贵族对荒野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觉得，“荒野使人快乐，似乎孤独地与自然在一起，在幽深之处观察她”，荒野有令人愉快的多样性。^[15]英国诗人威廉姆·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认为，一个人对自然的态度与他的教育和社会地位密切相关，人们走进荒野，是因为“荒野充满自由”。^[16]到了19世纪，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扩展，人们更加渴望与荒野的接近。若没有条件接近，他们就建构一个类似的景观。不论是自然的荒野，还是人造的景观，它们接纳了从越来越忙碌的城市与工厂逃离出来的人们。^[17]梭罗熟读欧洲文化的各类文本，他对欧洲的这一风气了如指掌。他的行为，其实就是要像这些欧洲人一样，回归自然。他写道，“如果可能的话，我愿和宇宙的建构者同行，不愿生活在这个浮躁的、紧张焦虑的、乱哄哄的、浅薄的19世纪，而愿沉思地站着或坐着，任凭它逝去”。^[18]可见，梭罗在美国以他自己特有的方式继承了欧洲人文主义的这个传统。

然而，绿色绝非《瓦尔登》所呈现的唯一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