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安宣邦认为，福泽在《文明论概略》上是以基佐的《欧洲文明史》和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为模仿对象来写作。事实上，我们发现，他的观念有多重来源：佛教、儒学、基督教。中国学问是福泽思考文明论的重要源头，但我们今天不谈它，只讲他对西方文明概念的接受，且比较它们的差异。不过，对原典加以“辨章学术”也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是要在了解他取食材之后，有哪些创造性的举措，哪些又被消耗掉了。

《概略》第三章“论文明的本质”中举了四个例子，试图从“非文明”的角度来界定文明，进一步批判了天皇制。福泽说道：“文明一词英语叫做civilization，来自拉丁语的Civilidas，即国家的意思。所以文明这个词，是表示人类交际活动逐渐改进的意思，它和野蛮无法的孤立完全相反，是形成一个国家体制的意思。”福泽又说：“文明之为物，是极难形容的，不仅如此，甚至连文明的是非问题在舆论界还争论不休。引起争论的原因，是由于文明的涵义，既可以作广义讲，又可以做狭义解释。”（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基佐说：“Civilization is just one of these kind of facts：it is so general in its nature…the difficulty of describing it civilization，of recounting its history，is apparent and acknowledged；… Then，respecting civilization，what a number of problems remain to be solved！It may be asked，it is even now disputed，whether civilization be a good or an evil？”（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拉丁文civitas在中文版和日文版《概略》里，印刷都不尽相同。civitas意为城市，表明一种秩序。文明一词出现之前，学界多用poli、polite或police，意思是法律、秩序或管理。“人类交际活动”是society的翻译，是当时福泽对这个词汇的一般理解，后来引申出民法。文明既可以表示一种状态，又可以表示一个过程，福泽在这个定义中有混用两者的意味。相对清楚的是，福泽将问题转换成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这里可以看出福泽和基佐的异同。基佐是福音派的忠实信徒，是君主立宪的鼓吹者，所以反对勒南《耶稣的一生》中对耶稣的纯人类形象的解读。文明选题在基佐所处时代也是非常新颖的，他当时写《欧洲文明史》对他个人而言也是全新的话题。福泽和基佐的相同之处在于拥护立宪制。不同之处在于，基佐不是定义而是描述文明。福泽则认为，文明引起争议，是因为它的意义不明确，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理解。这里要提到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二分。福泽所说的物（fact）是一种事实判断，从状态层面上讲，是非则是价值判断。这里仍然显示出两种文化面对同一问题时选择的词汇不同。需要注意的是，基佐用的是“善恶”，福泽说“是非”，前者更注重价值判断，后者注重事实。福泽之所以这样说，是试图从文明社会的表现中揭示西方的优越性。另一个不同即对待基督教这一点，我们下一节要重点提到。(www.daowen.com)

德育论争是个古老的问题。基佐将文明的发展分成社会活动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个人活动的发展（人性的进步）两方面：“人的内心的一切巨大发展都给社会带来了利益……而一个调节良好的外部事实迟早总会相当彻底地导致一个具有同样性质、同样优点的内部事实。”福泽从智德关系方面来理解文明，抛弃了社会层面，而且不是从人性的角度考虑，有其新颖之处。福泽认为，文明的发展即智德的发展，智德又分为安乐和高尚，其中聪明的大智统筹着“智德”：“归根结底，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1887年，加藤弘之发表了《关于德育之一案》的演讲，认为强者权利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实现，在文明社会则是通过优雅的方式来实现。加藤和福泽的思想代表了两种国家建构的模式。

福泽从反面批评既定的思维模式，用了“耽溺于古习”，例如阴阳五行。陈凤川在研究福泽时批评中文版《文明论概略》将“耽溺”（“惑溺”）译成轻信是错误的，其实福泽的这个概念是来自穆勒的credulity（“习惯的压制”也和穆勒的despotism of custom 对应），强调在弘扬西洋的文明精神时，要识别日本社会的一些病理并加以压制。子安提出，福泽在这里是持激进的自由主义立场思考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这种说法有些言过其实。话说回来，福泽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序言中提出“诸条件的总体平等”（general equality of conditions），福泽翻译成“有样的平等”，以区别于威兰德（Francis Wayland）《政治经济原理》（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道德的平等”，以及“权利的平等”。托克维尔从经济的角度讲平等，进而引申到政治领域，实际上不太关注政治权利。福泽则更关注尊严以及对人的尊重。

最后要强调的是civilization由动词转为名词（-tion）的过程，表达的是一种人文转折，即“化”，即“礼”。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做过这方面的论述，不赘述。这里要强调的是，“化”（-tion）是指一种没有阻力的转变。如何完成这种转变？“化”字在甲骨文中像两个互为倒写的人，相背而行。例如，“文王之化”被认为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手段。福泽对礼、化的讨论，源出《佐治刍言》（参考傅兰雅中译文，1885年），其中介绍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文明进程中强调崇文而非尚武，是福泽在《概略》中试图凸显的，相对于康有为1905年《物质救国论》中强调先物质后道德的观念。因此，福泽对文明的界定仍然没有超出日本传统里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存在连续性的地方。他在《自传》中就提到对中国经典的熟悉程度，例如通读《左传》11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