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文化史家特别注重一些“边缘的痕迹”或副文本（paratext），例如标题、副标题、绪言、跋、谢辞、告读者等。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G.Genette）说：“副文本处于印刷文本的边沿地带，实际上却控制着读者对文本的整体阅读。”刚才说到印刷的版式这种副文本，我们现在回头看“绪言”，它也是我们要讲的副文本。这样做，是为了遵循我们的阅读逻辑，同时看福泽的议论出发点。“绪言”开篇就说：

“文明论”是探讨人类精神发展的议论。其目的不在于讨论个人的精神发展，而是讨论天下众人的总的精神发展。也就是将天下众人的精神汇为一体，针对其总体的精神成长进行议论。所以，“文明论”也可称为群众精神发展论。一般说来，人们在社会上立身处事，往往由于被局部的利害得失所迷惑，以致失去正确的见解。习以为常，便几乎不能分辨出哪些是自然的，哪些是人为的了。有时，认为是自然的实则是习惯所使然；认为是习惯的却又是出于自然。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要创造一套完整的文明理论，不能不说是一件难事。

史学著作中的第一句或第一段，与文学作品中的一样，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文明论与“人类精神发展的议论”这种表述，带有总括性的涵义，与书名呼应。议论二字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的“士不治而议论”联系在一起，表明知识分子的社会功用。近代西欧的思想体系中，很多学者强调价值中立（value-free），要求学者只陈述事实，摒弃价值判断和个人好恶。福泽在《劝学篇》区分学者的职分和人民的职分，认为一个国家的文明，必须由居于民众和政府之间的阶层来承担：“今天在我国居于中产阶级地位，能够首倡文明，维持国家独立的，只有学者。”福泽将学者的位置提到一个较高的层次，目的上指向学者影响国家的政策等。

另一方面，“绪言”第一段与基佐的《欧洲文明史》和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有同题之意。例如，基佐的“人类朝向文明状态的总体看法”、“社会的进步；社会状态的改善；人与人之间臻于完善的过程”、“个人生活的发展；人类精神及其部分的发展”；巴克尔著《英国文明史》第一卷的“人类的进步”、“精神进步的法则”。“探讨”二字与基佐的“考究”（investigate）相通，直指古希腊语historia的本义——调查、研究。“群众精神发展论”中的“发展”二字，是福泽后来补充进去的，强调它的动态性，户泽行夫对《概略》的“解说”可以参考，在此不赘述。“错综复杂的情况”在巴克尔那里就是期望在混乱中发现规律（this expectation of discovering regularity in the midst of confusion）。基佐在《欧洲文明史》第十二讲关于宗教改革中说，希望在多元性中抓住统一性（“to seize the real point of unity in the midst of such diversity”）。“完整的文明理论”（真の文明の全体论）便是基佐所说的universal history of civilization。(www.daowen.com)

自然与人为的二分是西方近代思想的重要观念，自然状态到文明社会是西方进步史观的早期表达。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意味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因此所有人都处于一种悲惨的境地。所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将他们的自由交给一个能够保证其生存所需要的秩序的唯一统治者。因而，具有绝对权力的国家是当时人类状况的逻辑结果。洛克的自然状态要温和一些。洛克认为，个人仍然要把他们的部分自由和权利交给一个集权政府，以换取政府对他们财产的保护。这样，焦点便集中到个人和国家这两个现实的单位上。卢梭的自由民权对明治时期的影响同样重要。卢梭歌颂“高尚的野蛮”，贬斥“人为的文明”：“野蛮人是自立的，与他人处于一种和谐的生存状态。与之相反，文明人则依赖他人，而且文明人由于文明的人为性而被自身所拥有的高度潜在力异化了。”

福泽要讨论的是“天下众人的总的精神发展”，有些方法论集体主义的意味。方法论集体主义的特征：社会是一个“整体”，影响个体的目标、行动；社会组织影响、制约个体行为。方法论集体主义是一种自上而下调整行为的模式，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自下而上逻辑相反（参考阿瑟·丹图：《叙述与认识》，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这种方法论集体主义使国家主义（nationalism）得以凸显，从而在等级制的原则下，试图让所有其他社会集团服从并效忠于国家，区别于传统的封建体制。封建等级制与宗法制于是成了福泽批判的目标。例如，《概略》在第五章中从弘扬“众议制”、排斥封建制的角度指出：“西洋人是倡着与他本人的智慧不相称的高论和表现出不相称的高明，而东洋人则是说着与他本身的智慧不相称的愚论和表现出不相称的拙笨。”第九章谈到“权力的偏重，普遍地浸透了人与人的关系中”。《劝学篇》开篇则从“天赋人权”的角度说：“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福泽持方法论集体主义的立场看待东西方文明的历程，指出西方道路才是值得效仿的。有意思的是，福泽从跨民族国家的视野看待日本，预示了当前流行的全球史观念。例如，入江昭就认为在考察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与日本时，要特别关注《概略》（参考入江昭《我与历史有个约会·附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绪言”处于什么位置上？丸山认为应最后读，它是全书的“答案”。从写作顺序上，福泽是这样操作的，因为从起笔到交稿时间只有一个月，是不可能完成一本书的。但是作为读者，先读“绪言”才能把握福泽论述的核心。这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史学理论中主张论从史出，实际上这里体现的是以论带史，因为他接下来第一章谈到“确立标准”，就说“不确定议论的标准，就不能推论利害得失”。可以看出，论从史出和以论带史是思考和写作的区别，是一体的两面。作为入口的绪言起着统领以下章节的意思，又是写作全文之后的总结，成为论述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