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略》的写作时代，对内是大阪会议的召开和立宪政体的逐渐展开。1875年2月，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板垣退助在大阪举行会议，三人最后达成妥协，试图稳固以大久保为中心的萨长两藩联合政权。同年4月，日本天皇颁布建立立宪政体的诏书。而在两年前也就是1873年，日本成立了明六社，参加者除了福泽，还包括森有礼、加藤弘之、西周、西村茂树、中村正直、津田真道、箕作秋坪、箕作麟祥、杉亨二。明六社及其《明六杂志》，还有东京学士会院是启蒙思想家开展运动、宣扬文明开化的场所。对外方面，1874年，日军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出兵攻打台湾，台湾问题成为热议，还有琉球问题，朝鲜西岸的军舰又扬言要展开报复性攻击。日本的启蒙思想家在这种情境下宣扬向西方学习，同时也是回应国内的时势走向。

《概略》于明治八年（1875年）8月20日出版。据“绪言”，《概略》脱稿的时间是同年3月25日，据扉页版权页可知，颁发出版许可的日期是4月19日。全书共六册，十章，其中第八章是节选了“欧洲文明史”等资料。在《概略》之前，他写作了《西洋事情》（初篇三册，1866年；外篇三册，1867年；二篇四册，1870年）和《劝学篇》（1—14篇，1872年2月—1875年3月）。从这里可以看出，《文明论概略》的改定与《劝学篇》的写作时间几乎重合，因此将两者结合起来看，会更清楚地显示福泽思考的一致性。

1875年，日本政府为了压制言论自由，发布了新闻报道条例和诽谤令。《概略》在这时出现，试图呼吁人们关注趋于暗淡的文明开化论，是“舍身坚持真理”的示范。如果说《劝学篇》是以散文短篇的形式阐述近代文明社会的一些基本要素（例如个人的独立、国家的独立），那么这时《概略》论述的主要问题在于系统地引入西方的民族国家范式，以确立日本在世界体系中的政治观念和框架。换言之，西方政治理论在福泽确定日本民族国家本质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以西方文明为目标”和确立日本国家的主体地位是福泽探讨的两大块，历史地比较是他在论述中使用的主要方法。

“以西方文明为目标”是福泽论述的重心。福泽认为，文明的发展过程大约分为三个阶段：野蛮、半开化、文明。文明国家如欧美，半开化国家如土耳其、中国、日本，野蛮国家如非洲、澳洲。这种野蛮到半开化再到文明的线性演进态势，让我们很容易联系到弗格森初版于1767年的《文明社会史论》。弗格森首次采用蒙昧、野蛮与文明三个递进阶段论述社会制度的变迁，并讨论各种不同国家的特点，例如民主政体、贵族政体、专制与共和政体的特点。弗格森还从人性区别于动物天性的角度，指出人性的“多样性”，但原始人和文明人具有共同的性格特征，例如勇敢热情、仁慈友爱。弗格森还认为天性决定了人的思想和行为。在不断的进步中，社会状况不断地改变，并不断地采取新形势。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人的天性、本能、情欲等也在变化。这种说法与我们今天将“性情”理解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不同。

不过，福泽强调文明仍然是相对的，因为他说西洋国家也有战争、盗窃等社会弊端，在外交上也玩弄权术。他这样说，既是在批评攘夷论，也在驳斥全盘西化论，走了一条折中的道路。从福泽提出的目标，即在于先求文明的精神，如人民的风气，而后学习外在的文明，例如服饰、饮食、居住、政令等显见的事物，以此观之，福泽的崇文意味更为明显。幕府末期，佐久间象山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这是一种折中，又是一种守旧，没有超出物质层面的意思。横井小楠提倡“孔子的道”、“西洋器械的术”，这种目标将道德与文明二分，也是以西洋为器，为传统辩护。福泽意在批评像佐久、横井这样以东洋为“体”，西洋为“用”的做法，但不那么彻底。

福泽比较了欧洲文明和日本的国体，认为国体的存亡，只在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丧失政权。福泽区分出国体、政统（political legitimation）、血统，其中国体又最为重要。福泽认为，政统的变革与国体的存亡没有关联，血统与国体、政统也没有关联。这里的国体，是指民族性格（nationality），其实，用national polity来对译更合适，会泽正志斋在1825年的《新论》中谈到国体一词，更多地指国家结构。福泽是在批评天皇制，希望从绝对君主专制转到资产阶级君主制。(www.daowen.com)

子安在《精读》中没有谈第八章“西方文明的由来”，也没有交代不谈的理由。本章虽然摘录的是基佐的著作，但是我们可以看出福泽如何做减法。这里以16世纪为例来比较福泽和基佐的差异。基佐说：“到了16世纪，在宗教社会内部爆发了造反运动，反对纯粹君主制，反对精神领域内的绝对权力。这一革命在欧洲引发、推崇并树立了自由探索。”在基佐看来，现代社会的一大要素——人类心灵自由——在这时已经奠定。福泽强调的是国家内部“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欧洲文明史》）。陈凤川在谈到两者的差异时，认为福泽剔除了欧洲的反抗力量^[2]。实际上的情形并非如此，例如福泽也提到宗教改革时期新旧教的论争，但重点在于强调信仰自由。

福泽在《概略》中运用的最核心的方法便是将西方与日本加以比较，从而确立日本应走的道路。第九章“日本文明的由来”，认为西洋文明的特点是关于人的社会关系，最后合而为一，其中又包含自由精神。日本文明的特色是权力的偏重普遍地浸透了人与人的关系，而西洋讲人与人的共存，即平等。福泽认为，因为传统的束缚，日本没有国家的历史，只有政府的历史。福泽的重要性在于他倡导从社会关系的总体中把握统治权力问题。将国家、社会、国民概念纳入历史写作，虽不是福泽首创的历史学写作范式，他在这方面的影响却是最大的。梁启超说传统史学的弊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实与此呼应，这方面王汎森有相关论述可供参考（见《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

第十章“论我国的独立”是福泽的落脚点所在。日本明治维新提出三个口号：“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要注意的是，福泽的目的不仅仅在于通过移植西洋文明以实现富国强兵，而更多是说在实现各国同等自由的基础上，恪守国际社会一员的“本分”。《劝学篇》中宣扬人人独立，国家才能独立，这一点在《概略》中得以完整地阐述。

福泽的另一个新颖之处便是采取论史而非编年体、纪传体的方式写作。例如，福泽在《概略》中评论新井白石的“九变说”时就批评政治史：“直到目前为止，日本史书大都不外乎说明王室的世系，讨论君臣有司的得失，或者像说评书者讲述战争故事那样记载战争胜负情况。”福泽转而求助于史论，将历史写作与历史的经世作用结合起来，在内容上求“通史”。子安说，史论是以人物为主、采取故事性的笔法来表述历史，“透过人物的批判品评来论断历史”（《精读》，第74页）。这里倒有必要回到清代的章学诚，他说“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章氏的说法有赞扬纪事本末的意味。福泽讨论国家的盛衰兴亡，侧重点不在个人英雄，而在于全体民众，像是借鉴纪事本末体，又不完全如此。另外一点，史论的方便之处在于与当时明六社提倡的演说风格配合，为的是便于意见的流传。福泽意在通过反对政治史、编年史，以倡导研究国家的历史、全体民众智德的发展，在写作中注重读者意识。我们觉得有些熟悉这些观点，因为它们后来被梁启超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