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至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为此，孔子整理并修订的《诗》、《书》、《礼》、《易》、《春秋》被确定为“五经”。其中《礼》兼“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礼记》第三十一篇为《中庸》。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汉书·艺文志》记载了当时存世的图书典籍，其中就有《中庸说》二篇。东汉经学家郑玄注《礼记》，对其中的《中庸》做了注解。

《中庸》作为单篇而受到关注，大致始于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出于道教而宗佛教，并且曾撰《中庸讲疏》一卷。此外，还有些与道教、佛教有交往的人也撰写过研究《中庸》的著作，比如，戴颙撰《礼记中庸传》二卷，此外还有《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由此可见，《中庸》受到关注与流传似乎与南北朝以来的道教或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东汉郑玄注《礼记》的基础上进一步作疏，而有《礼记正义》，其中包含了对于《中庸》的注疏，成为宋代之前，儒家解说《中庸》的重要代表作。与孔颖达不同，唐代的韩愈、李翱较多地关注《中庸》中所讨论的“性命”之学和“诚明”思想，并做了发挥。

宋代人重视《中庸》，有相当多学者都对《中庸》做了解说。最早有北宋佛教徒释智圆提倡中庸，甚至自号中庸子。稍后的范仲淹也非常推崇《中庸》。北宋中叶之后，宋代儒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诸多学派，形成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新学，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温公学派，以苏轼为代表的苏氏蜀学派，以及以周敦颐濂学、邵雍象数学、张载关学以及程颢程颐洛学为代表的理学派。他们推崇《中庸》，解说《中庸》，对于《中庸》的传播和研究，发挥了各自的重要作用。

北宋末年，中国学术重心开始南移。二程的弟子、福建的杨时和游酢，以及杨时的弟子罗从彦、三传弟子李侗都对《中庸》有深入研究。直到南宋的朱熹编《中庸章句》对《中庸》做了深入的解说，成为继东汉郑玄、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对《中庸》的注疏之后，最为重要的《中庸》解说。(www.daowen.com)

朱熹对于儒学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将当时受到普遍重视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四书”做出创造性的解读，编成《四书章句集注》，而《中庸章句》为其中之一。

朱熹晚年，遭受政治诬陷，当时的监察御史沈继祖“诬熹十罪”，而致朱熹“落职罢祠”，被列为“伪学”、“逆党”，甚至有人要求斩首朱熹。

宋代末年，朱熹得以平反昭雪，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得到官方的推崇，明初又被列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其中的思想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并影响中国社会近700年，其中，朱熹《中庸章句》对于《中庸》的解说，也因而成为被普遍接受的一种解说。与此同时，“四书”以及其中的《中庸》成为儒家经典，而与“五经”相提并论。

《中庸》曾为“五经”中《礼记》之一篇，后来成为“四书”之一，所以，《中庸》在儒家经典中具有双重价值。关于“四书”与“五经”的关系，朱熹曾经认为，“四书”是“五经”的阶梯。对于“四书”，朱熹认为，读“四书”应当“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他还说：“盖不先乎《大学》，无以提挈纲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以《论》、《孟》，无以融贯会通而极《中庸》之归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大学》是通言学之初终，《中庸》是直指本原极致处，巨细相涵，精粗相贯，皆不可阙，非有彼此之异也。”在朱熹看来，《大学》是纲领，《中庸》是大本；同时二者又相互贯通。由此可见，《中庸》是“四书”、“五经”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儒家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