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震遐幼年失怙，1930年又不幸丧母，在此打击之下精神一度消沉，“逐日以醇酒妇人自娱”。^[83]痛定思痛，他决心杀死旧日浮浪的“黄震遐”，到战争中“改造一个新的，充满生气的‘黄宗汉’”。^[84]过去深受《战地之花》和《珈琲店的马德兰》这类外国影片的影响，他认为“军人们的三W 生活”，即“Wine Women War”（醇酒，美人，战争）是“生活史中最有趣最刺激的一页”，是“艺术文化”的重要特征。^[85]如今奔袭在火线之上，黄震遐才知道战争并非如影片中那般刺激与兴奋，因而《陇海线上》这篇小说所要讲述的并非读者所期待“天翻地覆的炮战，成千整万的死伤，流离失所的难民，可怕的奸淫掳掠，以及可哭可歌英雄美人的轶事”，而是“战争的背境，民族奋斗的历史底过程，以及团体生活中那一种真正的精神，千金难买的友谊”。^[86]也正是出于切身的战争体验，黄震遐笔下的白俄军人挣脱了这一群体在国人心中“嗜血成性、残暴野蛮”的“刻板印象”，不仅他们的战斗能力与军事素养受到颂扬，他们眷怀祖国的乡愁甚至也得到了尊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黄震遐不仅让这些命运悲苦的白俄雇佣兵第一次获得了人性化的文学呈现，而且匠心独运地发掘出他们身上独特的军人之美。正如波德莱尔所言，这种军人之美的“特殊标记是一种雄赳赳的不在意，是一种冷静和大胆的奇特混合，这是一种出自随时准备去死的必要性的美”。^[87]

不过，囿于“民族思想”与“艺术文化”的局限，黄震遐笔下的战争仍是一种寻找浪漫的新方式，只不过以“号筒的雄音”和“战马的悲鸣”取代了旧日“灯红酒绿中千百次的软语温言”以及“天性的疯狂与麻醉”。然而，用一种新浪漫代替旧浪漫并不能由此获得生存的真正意义。在经历了这场为生命添加“酸与辣的素质”的战争冒险之后，黄震遐在小说中留下了强烈的幻灭感。所谓革命军队，招纳的不仅是“我”这样投笔从戎的志士，还有无家可归的“乞丐和小流氓”；《党军日报》上大肆吹嘘的所谓铁甲车，其实不过是经过简单改装的宝马牌三轮摩托车而已，它们曾经是战争中的“一阵狂风，一道怒浪，但等到风敛波停，也就如‘瓦斯’般的消散，泡影般的幻灭了”；^[88]而此次投笔从戎“也只不过是喜剧中一幕特别比较发笑的穿插而已，无聊而已”。^[89]

正因为此，文本中唯一能从这种幻灭感中拯救浪漫话语的只有白俄英雄。然而，这些白俄英雄真是如此浪漫吗？他们真实的生存处境究竟如何？事实上，无论是粗野豪放的巴格罗夫，还是“柴霍甫化的俄国中年人”谢立洁排长，对他们而言，那种“流血断骨”的战斗生活并不浪漫，战争的恐怖带给了巴格罗夫迷醉式的癫狂，也让谢立洁“失去灵魂的主人”。而这些白俄军人之所以投身于中国沙场，其真实目的不过是凭借他们唯一的身体资本和仅有的军事技能博一个容身异国之处。不仅如此，白俄军人的“英勇”也并非如黄震遐所鼓吹的那般充满诗意，就文本脉络而言，“英勇”与他们忠于祖国的信仰并没有必然联系，他们在中国只是雇佣兵，没有任何复辟沙俄的政治意图。如果说两者之间有深层的勾连，那也只是一种负面的关系，即这些失去祖国庇护的亡命之徒不得不通过轻视死亡来获得战斗的勇气，因而“英勇”不过是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唯一武器。

在小说结尾处，面对以重大伤亡换来的“凯旋”，“我”有过“难过”与“凄颤”，而作为军人，“我”通过强调这场战争的正义性来开解悲悼：“这便是世界大同最初的牺牲”，阵亡的士兵们也将因此而“流芳千古”。可是那些隔绝于意识形态召唤之外，客死沙场的白俄雇佣兵又拿什么来慰藉自己的在天之灵呢？1930 年5 月《申报》登载了一篇关于白俄雇佣兵的报道，读之让人不禁心酸：

本埠老靶子路一七二号，俄人残废院中，于昨晨十时，有一住居该院之断脚俄人，因在中国军队当兵，被枪弹击伤脚骨，此次疗养院中，颇感生活之苦，遂自缢房中，其状甚属可怜，闻年只三十二岁。^[90]

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位白俄作家在《大撤退》一书中写道：

俄国的白军受命运的摆布卷入了中国的内战，在一些流血的战斗中遭到惨重的损失。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从沈阳到上海，从太平洋之滨的青岛到中原地区的河南首府开封，到处都有俄罗斯士兵和军官的坟墓。^[91]

何谓“英雄”？这是本文一个迟到而又必需的追问。在浪漫主义视域内，卡莱尔认为“英雄”的首要特征在于“一种深沉的、崇高而纯粹的真诚”，正是出于对信仰的真诚，英雄能够不为流俗和表象所蔽，获得洞察本质和昭示真理的能力。^[92]而这些“流血断骨”的白俄雇佣兵被命运捆绑在异国战车上，只有勇猛没有信仰，只有回忆没有未来。尽管被黄震遐解读为“英雄”，但他们既不是国民党意识形态话语中的爱国者，也不是黄震遐的“民族思想”和“艺术文化”中的浪漫者，只是一群卑微痛苦的异国流亡者，一些被贴上“英雄”标签的战争机器。

今天看来，《陇海线上》的白俄叙事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正如文中“客军”这一名称所示，这些白俄“英雄”就像一群来自异国的客人，带着一身的浪漫气息，纤尘不染地行走在民族—国家话语的边界之外。而正因为跳脱了中国人无法避免的民族与国家纠葛，他们将黄震遐导演的这部英雄的“传奇”展演得淋漓尽致，却也反讽式地将其荒谬本质暴露无遗。在此意义上，黄震遐的英雄叙事不仅是虚假的：它以浪漫的面纱遮蔽了白俄雇佣兵个体的生命价值，而且是虚妄的：这部旨在为中国革命乃至中华民族提供脉案的英雄“传奇”，却不得不依靠“客军”而勉强完成，这套“借师助剿”般的陈旧话语所竭力掩盖的正是民族自信心的丧失。

然而，如果考虑到黄震遐在写作《陇海线上》时年仅22岁，^[93]我们似乎不该对这部作品有过多的苛责。或许真正有意义的学术思考并不在于这些“后见之明”，而在于“设身处地”的理解。因而，从更深的理论层面来看，《陇海线上》这部作品所表征的虚假浪漫映照的是当时整个“民族主义文学”的意识形态困顿：他们虽极力鼓吹文艺活动应以“唤起民族意识为中心”，并主张为民族之繁荣而促进“民族的向上发展的意志，创造民族的新生命”，^[94]（这一努力在建构“现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中有着不应忽视的贡献），^[95]但却既无法确证国民党当局的政权合法性，也无力回应1930年代初的国家认同难题。对此问题，正如徐訏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所论，“民族主义文学”是一个早产于国民党当局政治和统治双重困境之中的“畸形儿”：在“民权”和“民生”话题无法触碰的限制之下，“三民主义文学”被强行压缩为“民族主义文学”，而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国民党当局妥协苟安的对日政策又将这一本应是“抗日文学”的“民族主义文学”挤压为“反共反苏文学”。^[96]在此现实与思想的双重束缚之下，年轻的黄震遐只能求助于他所熟悉但却混杂着殖民气息的西洋“艺术文化”与“民族思想”，进而凭借着“雇佣”来的白俄“浪漫”，搭建起“民族意识”的空中楼阁。

值得注意的是，1933年黄震遐发表了另一篇关于白俄雇佣兵的小说《甲必丹谢尔洁夫》，小说中的叙述人“我”就是《陇海线上》的“黄宗汉”，而主人公谢尔洁夫则是那位忧郁的白俄英雄——“谢立洁”排长，因而这篇小说可谓《陇海线上》的续集或姊妹篇。然而，“甲必丹谢尔洁夫”褪去了“谢立洁”排长身上的浪漫光彩，展现出一位白俄雇佣兵悲苦生活的灰暗底色。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中原大战”之后，谢尔洁夫被“中央军”遣散回沪，不得不重操“雇佣兵”旧业——受雇成为某位中国富人的保镖，过着贫穷而卑微的生活。而叙述人“我”对谢尔洁夫的寻找，正体现出黄震遐对白俄雇佣兵真实命运的思考。^[97]而这一转变也意味着黄震遐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想和书写进入了更为深刻的阶段。

【注释】

[1]参见（叶）秋原：《纪念诗人黄震遐》，《申报·艺术界》1930 年8 月22日。

[2]此次蒋冯阎大战的主战场集中于津浦、陇海、平汉三线，而河南战事尤为激烈，故史家称之为“中原大战”。参见秦孝仪总编纂：《中国现代史辞典》，（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0年版，第177页。

[3]参见《失踪诗人黄震遐残稿》，《真美善》第6卷第5号，1930年9月16日。

[4]乙裴：《纪念黄震遐》，《前锋周报》第11期，1930年8月31日。

[5]参见李诚毅：《民十九“中原大战”忆往——鸡声马蹄录之二》，《春秋》（台北）第5卷第3期，1966年9月。

[6]王行方：《为“中原大战”补遗》，《春秋》（台北）第5卷第5期，1966年11月。

[7]另一块牌子是创作了《刹那的革命》《国门之战》等作品的军旅作家万国安。参见石萌（茅盾）：《“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前哨·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

[8]石萌（茅盾）：《“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前哨·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

[9]荒渠：《评“陇海线上”》，《文艺新地》第1卷第1期，1932年4月。

[10]参见郑康民：《中华的“西线无战事”》，《申报·自由谈》1931年3月26日。

[11]参见萧君：《诗人归来黄震遐的新著“陇海线上”》，《申报·艺术界》1931年3月28日。

[12]曼如：《西部前线平静无事》，《申报·艺术界》1929年6月1日。

[13]参见凌梅：《雷马克与西线无战事》，《读书月刊》第1卷第1期，1930年11月。

[14]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14页。

[15]《西线无战事姊妹作》，《读书月刊》第2卷第1期，1931年4月。

[16]参见狄更生：《战争》，《前锋周报》第7期，1930年8月3日。

[17]应鹏：《文艺与民族意识》，《申报·艺术界》1930年7月6日。

[18]光美：《战争》，《申报》1930年8月19日。

[19]据统计，1923—1928年上海电影院共上映战事影片6部，其中《战地鹃声》《战地之血》最具特色。参见育奇：《五年来上海所映外国影片概略》，《申报》1929年1月4日。

[20]《编辑的话——关于“陇海线上”与“刹那的革命”》，《前锋月刊》第1卷第5期，1931年2月10日。

[21]小说主人公张军需在河北中国旅馆里开枪缉贼，成了救美的“英雄”，然而所谓劫案不过是谢师长的三姨太与戏子通奸时所起的纠纷，而张军需则因救美成功，成为三姨太的新任奸夫。参见徐元度（徐霞村）：《英雄》，《小说月报》18卷12号，1927年12月10日。

[22]赤枫：《打破“好男不当兵”的恶观念》，《申报·艺术界》1928年9月13日。

[23]参见汪倜然：《新书月评·战场上》，《申报》1929年5月27日。

[24]《编辑的话——关于“陇海线上”与“刹那的革命”》，《前锋月刊》第1卷第5期，1931年2月10日。

[25]参见黄震遐：《陇海线上》，《前锋月报》第1 卷第5 期，1931 年2 月10日。

[26]苏灵：《朝鲜男女》，《前锋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12月10日。

[27]李翼之：《异国的青年》，《前锋周报》第8期，1930年8月10日。

[28]李翼之：《异国的青年》，《前锋周报》第8期，1930年8月10日。

[29]潘公展：《从三民主义的立场观察民族主义的文艺运动》，《中央日报·大道副刊》1930年6月26日。

[30]参见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国语辞典》第4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310页。

[31]参见钱振纲：《论黄震遐创作的基本思想特征》，《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

[32]黄震遐：《陇海线上》，《前锋月报》第1卷第5期，1931年2月10日。

[33]参见晏敖（鲁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文学导报》第1卷6、7期合刊，1931年10月23日。收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314页。

[34]参见史铁儿（瞿秋白）：《屠夫文学》，《文学导报》第3期，1931年8月20日，后改题为《狗样的英雄》，收入《瞿秋白文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66～268页。另按，“哥什哈”即后来通译的“哥萨克”。

[35]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治——1928—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

[36]参见周云鹏：《民族主义文学（1930—1937年）论》，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71页。

[37]参见黄震遐：《从“客军”讲到杂种人》，《申报·艺术界》1929年4月29日。

[38]《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11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

[39]《大美百科全书》第18卷，外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418页。

[40]有关奉系军阀“俄国队”的研究，可参阅李兴耕等著：《风雨飘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年版，第163～168页；以及汪之成：《上海俄侨史》，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 年版，第231～234页。

[41]《直鲁军危机渐露》，《申报》1928年2月17日。

[42]白俄队伍的此一异动被张宗昌觉察，张将“其中桀骜难驯者三千余人，一律开往青岛，名曰训练，实则拘留，下余一千余人，则分批送往哈尔滨解散”。参见《直鲁军危机渐露》，《申报》1928年2月17日。

[43]画报照片中的白俄士兵在吸烟斗，中国士兵则在身旁微笑，配图文字为：“张宗昌部下中俄军士之友善”。参见《奉军生活照片》，万国新闻社范济时摄，《良友画报》第13期，1927年3月30日。(www.daowen.com)

[44]参见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冯玉祥》，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45]参见侣桐：《己丑江阴兵灾拾零》，《新上海》第10 期，1926 年2 月1日。

[46]《白俄在上海生活一斑》，1935年9月29日报纸。另按，本资料出自福建私立海疆学术资料馆剪报，报名不详。参见福建私立海疆学术资料馆编：《上海社会志》，厦门大学图书馆特藏部收藏，类号241.7（401），登记号4176。

[47]参见麕怜：《记俄兵乱事》，《申报·自由谈》1927年6月23日；王章：《白俄乱华纪事之一》，《申报·自由谈》1926年5月7日。

[48]弼斋：《津浦路战事之俄俘》，《申报》1927年6月4日。

[49]1928年秋的《北洋画报》上还曾登出过白崇禧向投诚入籍军训话的照片。参见《白崇禧向投诚之入籍军（俄人）言说及入籍军之几个军官照片》，《北洋画报》1928年10月16日。

[50]黄震遐：《陇海线上》，《前锋月报》第1卷第5期，1931年2月10日。

[51]“北伐”伊始，《民国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除广州的“国民革命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外，中国的士兵都是军阀用金钱豢养的“佣兵”。参见魏逸群：《在奉军中服务的回忆》，《民国日报》（上海）1926年8月13日。

[52]准确说来，“法郎苏司”应该是俄语француз的音译，意为“法国人”。

[53]参见张若谷：《珈琲座谈代序——致申报艺术界编者》，《申报·艺术界》1929年1月23日。另按，张若谷素以追慕和书写异国情调著称于文坛，且与黄震遐相交莫逆，曾在后者参军后“代为留养”其妹，而这也是黄震遐唯一在世的亲人。参见（叶）秋原：《纪念诗人黄震遐》，《申报·艺术界》1930年8月22日。

[54]张若谷：《饮食男女战争》，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 年版，第145页。

[55]参见黄震遐：《我们底上海》，《申报·艺术界》1928年12月30日。

[56]黄震遐：《民族思想与战争》，《申报·艺术界》1928年4月20日。

[57]比之于法国大革命、美国南北战争这样的典范战争，中国的战争缺乏“民族主义”，因而“从来不曾有过‘灵魂’”。参见黄震遐：《战争底灵魂》，《申报·艺术界》1928年8月22日。

[58]黄震遐鼓吹征服与侵略，他钦佩历史上有侵略之举的匈奴与蒙古，认为这些民族“异常的清洁勇敢和高贵”，并感慨中国如果能和西洋民族一样的完美，“就早已可以在两千年前时去侵略欧洲去了，反过来去大行其帝国主义于白人了”。参见黄震遐：《日本人》，《申报》1928年2月3日。也正是出于这一理解，黄震遐崇拜以“可敬可傲的凶蛮”来“征服世界的一大半”的蒙古人，而这一思想成为其著名诗剧《黄人之血》的逻辑起点。参见黄震遐：《我是一个鞑靼》（诗），《申报·艺术界》1928年8月14日。

[59]黄震遐：《宗教·艺术与征服》，《申报·艺术界》1929年3月16日。

[60]黄震遐：《侠客》，《申报·艺术界》1928年7月25日。

[61]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式的“奴性”，而两者之别正是“优秀民族”与“下贱民族”的分野。参见黄震遐：《贼性与奴性》，《申报·艺术界》1928年6月4日。

[62]黄震遐：《往西跑朝东去》，《申报·艺术界》1928年8月11日。

[63]黄震遐：《征服的血痕》，《申报·艺术界》1929年5月13日。

[64]黄震遐：《勇敢民族最后的死斗》，《申报》1928年5月15日。

[65]黄震遐：《所谓世界主人——读史随笔之三》，《申报·艺术界》1928年6月28日。

[66]黄震遐：《不同的对像》，《申报·艺术界》1929年9月27日。

[67]黄震遐：《积极的艺术思想》，《申报·艺术界》1929年8月31日。

[68]黄震遐：《关于海盗种种》，《申报·艺术界》1929年10月1日。

[69]黄震遐：《一个美国底漂泊者——华尔将军》，《申报·艺术界》1928年9月1日。

[70]参见黄震遐：《昔格司民族》，《申报·艺术界》1929年4月5日。

[71]1920年代末的黄震遐有“东方拜伦”之称，他也自认与拜伦“豪放热烈的个性相像”，所写文章深受拜伦影响。参见黄震遐：《黄震遐致编辑的信》，《前锋月报》第1卷第5期，1931年2月10日。

[72]黄震遐认为，“艺术文化”是经由“文艺复兴”复活的古希腊文化，而基督教的“宗教文化”则是黑暗时代遗毒。参见黄震遐：《黑暗与光明》，《申报·艺术界》1928年7月3日。而在他看来，绽放在战争的火线上的“艺术文化”是一种“坚强的美，如火如荼的美，刚健活泼的美”，它“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只有生活、享乐，决无死亡的恐怖隐逸的思想。”参见黄震遐：《火线上的艺术思想》，《申报·艺术界》1929年10月18日。

[73]鲁迅曾敏锐地指出，“民族主义文学”作家“本未尝没有半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觉得自身的溃败，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种种美名来掩饰，曰高逸，曰放达（用新式话来说就是‘颓废’），画的是裸女，静物，死，写的是花月，圣地，失眠，酒，女人”。参见晏敖（鲁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文学导报》第1卷第6、7期合刊，1931年10月23日。再者，解志熙曾在《美的偏至》一书中指出，区别于北京文坛以周作人、俞平伯、何其芳等人为核心的“重情趣的唯美—颓废主义者”，上海文坛活跃着以邵洵美、腾固、章克标等人为核心的“重感官的唯美—颓废主义者”，在这一作家群的鼎盛时期，张若谷、徐蔚南、傅彦长、张道藩等人都曾参与其间。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81、227页。另按，黄震遐不仅与张若谷等四人交往密切（并与傅彦长、张道藩二人同为“民族主义文学”之核心人物），而且其本人的创作亦参可归入此一“重感官的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

[74]黄震遐：《我们底上海》，《申报·艺术界》1928年12月30日。

[75]潘公展：《十年来的中国统一运动》，收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抗战十年前之中国》（1927—1936），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重刊1974 年版，第13页。

[76]参见《中宣部制定对冯宣传要点》，《申报》1929年5月25日。

[77]参见《湘省讨逆大会》，《中央日报》1930年5月1日，以及《粤省之讨伐阎冯大会》，《中央日报》1930年4月26日。

[78]此一时期的国民党《中央日报》连篇累牍地“揭露”冯军“奸淫掳掠”的暴行，而其中的一则关于“匪兵”轮奸妇女未遂，“割乳”泄愤的报道尤为令人读之恐怖。参见《冯逆祸豫目击录》，《中央日报》1930年4月27日。

[79]“冯阎之崩溃”是国民党宣传部“十九年五月份国内报纸言论趋势”的主要监控内容。报告显示，国内大部分报纸表示拥蒋，只有国家主义派之《公民日报》以及改组派之《革命日报》唱反调，而日人之《日日新闻报》则态度消极。参见中央宣传部指导科编：《审查全国报纸杂志刊物总报告》1930年5月，国民党党史馆（台北）档案，编号436/154。

[80]1930年5月20日，天津特别市举行迎梓宣传大会，会议没有对冯玉祥“口诛笔伐”，而是在“宣传要点”之外自行发布了以“反封建集团的战争”为核心的五个“伐逆”口号，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指认为以“意义含糊，莫知所指”之口号“对冯逆作间接宣传”，并“将该特别市党部宣传部部长周仁齐及秘书周德伟撤职并交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参见《为天津特别市党部宣传荒谬，不守纪律，诬蔑中央，掩护冯逆，特屡陈颠末，恳予以处分由》，国民党党史馆（台北）档案，编号3.3/36.18。

[81]刘骞原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师政治训练处主任”，他曾将在《中央日报》连载后的《西征依马录》集结成篇，另行发表于1930 年7 月的《黄埔月刊》。小说讲述了第七师由寿山出发，攻克洛阳的光辉战史，并对冯玉祥做了诸如“向锻鞋敬礼”、“向烟屁股下跪”之类的夸张丑化。正因为此，《黄埔月刊》编辑将其视作“冯逆罪恶史之宝贵的文献”。参见刘骞：《西征依马录》，《黄埔月刊》第1卷第2期，1930年7月30日，以及小说之编者“注”。

[82]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治——1928—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142页。

[83]郑康民：《中华的“西线无战事”》，《申报·自由谈》1931 年3 月26日。

[84]黄震遐：《陇海线上》，《前锋月报》第1卷第5期，1931年2月10日。

[85]云遐：《从马德兰说到三W 生活》，《申报·艺术界》1929年10月10日。另按，就文章的发表时间、主旨、风格和笔法来看，“云遐”很可能是黄震遐的笔名。

[86]黄震遐：《陇海线上》，《前锋月报》第1卷第5期，1931年2月10日。

[87]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郭宏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5页。

[88]黄震遐：《陇海线上》，《前锋月报》第1卷第5期，1931年2月10日。

[89]黄震遐：《黄震遐致编辑的信》，《前锋月报》第1卷第5期，1931年2月10日。

[90]《断腿俄兵自缢》，《申报》1930年5月24日。

[91]伊·伊·谢列布列尼科夫：《大撤退》，第254 页，转引自李兴耕等著：《风雨飘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92]参见托马斯·卡莱尔：《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英雄业绩》，周祖达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3、148页。

[93]据1931年8月的一篇访谈文章介绍，黄震遐时年22岁，原籍广东南海，生于北京，14岁后居上海。参见白林：《“陇海线”上作者诗人——黄震遐先生之谈话》，《星期文艺》第3期，1931年8月1日。

[94]《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前锋月刊》1卷1期，1930年6月。

[95]参见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治——1928—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116页。

[96]参见徐訏：《现代文坛过眼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73～74页。

[97]参见黄震遐：《甲必丹谢尔洁夫》，《矛盾月刊》1933年第2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