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考辨黄震遐的“英雄”观念，不妨从追问《陇海线上》的一个细节开始，即白俄哥萨克巴格罗夫为什么要用“俄国文法的北方话”，亲密地向“我”喊着“他那替我所起的外号——法郎苏司（法国）”？^[52]

1920年代末的黄震遐常与张若谷、朱应鹏、傅彦长、邵洵美、徐蔚南、叶秋原等文坛名流到法租界霞飞路一带的咖啡馆中消磨时光，^[53]享受惬意的“都会摩登生活”。^[54]而法租界其实是“‘流寓上海俄罗斯人底殖民地’，一切文化都是莫斯科式，它最著名的大道便是霞飞路，俄国人称它为‘尼古拉斯第二’街，它一切的陈设布置都是纯粹的艺术装潢，路上有露天地咖啡馆，完全俄国式的饭店，还有影戏院与跳舞场，可以供一般民众彻底底享乐”。^[55]如所周知，沙俄的上流社会以法国文化为尊，因而霞飞路上的白俄商家就像一个“二传手”，为上海带来了浪漫的法国情调。进而言之，上海的法国文化其实是一种“白俄化”的法国文化。如此说来，对于黄震遐而言，“法郎苏司”不仅是一种优雅的都市想象，还是一种热烈的生活追求。或许正因为“我”带着一身的“法国”式浪漫，从现实走进了文本，所以才被深谙“法国”情调的白俄巴格罗夫戏称为“法郎苏司”。因而，此时的“法郎苏司”——这一看似简单的绰号成了两位浪漫英雄——“我”和白俄巴格罗夫之间的“隐语”。

不过，“法郎苏司”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法郎苏司”扎根于黄震遐的思想深处，乃是“都市文化”的重要表征。那么“都市文化”又是什么呢？这就必须回到黄震遐思想中更为核心的“民族思想”问题。在黄震遐看来，西洋民族的“民族思想”来自战争的锤炼，^[56]反过来逐渐成为战争的“灵魂”。^[57]而由于“民族思想”驱动战争带来征服，^[58]人类才产生了光明强健的“艺术文化”。^[59]又因为“民族思想”奠基于古希腊的城邦制度，所以这种“艺术文化”主要表现为“都市文化”。^[60]总括而言，黄震遐认为，“民族思想”是西洋民族的思想核心，战争是“民族思想”的形塑方式，而“艺术文化”（“都市文化”）则是“民族思想”的美学呈现。需要强调的是，正是在这三者的综合作用之下，西洋民族逐渐形成了优秀的国民性——“贼性”，^[61]这种“贼性”具体表现为喜好冒险，热衷于殖民扩张，^[62]崇尚对别国的“征服”，^[63]以及在国家危难之际不惜“死斗”等等，^[64]而“英雄”精神正是这种“贼性”的突出代表。

那么，到底什么人称得上“英雄”呢？在黄震遐看来，中国向来缺乏民族意识与自由精神，近代以降更是屡败于列强，民气消沉，已成波斯第二，^[65]这样的国家自然缺少英雄文化。而西洋民族则一向追慕英雄，男人们“觉得为国家，宗教，爱人而流血，只不过是男性最普遍的责任，简直是家常便饭”，少女们则往往以“英气勃勃的海盗，前线归来的军官，比得一手好剑的艺术家，以及体育场的冠军为梦中情人”。^[66]因而，“英雄美人才是自由的爱好者，包含‘力与美’的优秀分子，他们的行为举止，都是‘积极的艺术思想’的结晶”。^[67]黄震遐将西洋民族的英雄归纳为三种原型，即海盗、绿林好汉和剑侠，这三者分别代表着西方近代的三种典范价值：“殖民独立”、“侵略开垦”与“勇敢公正的侠义行为”，并以此为基础缔造了“世界上的最高权威强国精神”。^[68]值得强调的是，黄震遐认为西洋英雄中的真正翘楚乃是那些四处漂泊的“战将”，也就是前文所指的“客军”，其典范人物就是比张宗昌的白俄队伍更早的外国雇佣兵——在华组织常胜军镇压太平天国的美国人华尔，此人一生“以漂泊游荡度日，冒险是他底职业，战斗是他底情人”。^[69](www.daowen.com)

综上所述，黄震遐的“英雄观念”植根于“民族思想”，而这种“民族思想”实质上是“民族精神”或曰国民性，其最终的解释标准不在于民族大义或国家利益，而在于个人的“英雄”体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所谓的“英雄体验”，又是以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精神气质为范本。黄震遐曾追随某些西方文本的叙述指出，全印度最优秀的民族“昔格司”能征善战，曾在1845年及1846年两次举兵反抗英国殖民者，但最终战败，而“‘昔格司’战争的结果，是两个勇敢民族互争雄长的一个判断，英人既然得胜，‘昔格司’人便即甘心服从”，日后成为英国（准）军事力量中最忠勇骁悍的印度团体，上海租界的巡捕“红头阿三”亦在此列。^[70]作为向西方学习的产物，黄震遐这种“民族思想”及其所表现出的“艺术文化”（“都市文化”）既有拜伦式慷慨激越、永不妥协的浪漫精神，^[71]也有尼采式扩张自我、追慕超人的强力意志，^[72]还有以法国为中心的“唯美—颓废主义”遁于艺术、乐享快感的美学印记。^[73]而以后者为核心的“法郎苏司”情调，无疑在黄震遐的思想乃至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不过所谓“法郎苏司”情调，倒未必一定局限于法国的范围，而是代表了对西洋现代都市文化“世界主义”（Cosmopolitan）气质的追慕。按照黄震遐的分析，“只有租界才是真正的上海。租界里又可以分为三个不同性质底区域，如果按照希腊思想来讲，便是三个国家”。一是法租界，它是“流寓上海俄罗斯人地殖民地”，其最著名的街道就是遍布着包括露天咖啡馆在内的种种享乐场所的霞飞路。二是英租界，这是类似香港的物质文明之邦。三是虹口，尤以北四川路为代表，一到午夜这里就成为“麻醉疯狂的万国会场，没有国籍，没有种族，也没有阶级，艺术将所有一切都溶于一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便是他们底格言与方针”；因而“我们真觉得很荣耀能够住在这包罗万象的上海中……上海是我们的，老百姓丝毫没份，他们不但没份，而且还不配住在上海。上海是一个Cosmopolitan，只有Cosmopolitan 才是上海真正的市民。我在上海越久，越觉得它好，我那许多臭味相投的狐群狗党们也是如此。无论是异国情调底接触或是艺术文化底享受，我们都应该三呼上海万岁，伟大啊上海真伟大”^[74]。然而，至关重要的是，在上述学习西方的过程中，黄震遐却没能区分西方现代文化中迥然不同的两个部分：普世性的价值和殖民性的毒瘤，因而以渴慕的姿态歌颂着力与美、冒险与侵略的殖民精神。

而正因为秉承着自己的民族思想与英雄观念，黄震遐笔下的“中原大战”可谓独具风貌。正如潘公展所言，此役“历时凡四个月又十二日，双方损失之巨，都打破了历来战争的记录”。^[75]而在纷飞的炮火之外，双方的“政战”也在激烈进行。在这方面，久经政治风云的蒋介石显然更胜一筹。早在战衅初启之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通电全国，发布冯玉祥炸毁平汉陇海铁路，阻碍奉安，忤逆总理；不奉中央命令，擅调军队，私委五路指挥，称兵叛乱，破坏统一和平；勾结苏俄，包容共党等十条罪状，^[76]并要求所有南京政府实际控制的省市党部据此“罪状”进行“讨冯”宣传。而在“中原大战”打响之后，南京政府更是发起猛烈的宣传攻势，一方面在多个省市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讨逆大会”，^[77]另一方面则全力展开“笔伐”，^[78]在严密监控全国舆情的同时，^[79]严厉惩处那些偏离“要点”，宣传不力的官员。^[80]而早在《陇海线上》发表的半年以前，就在双方鏖战之际，刘骞的纪实性战争小说《西征依马录》已在《中央日报》的“大道”副刊连载，而这部小说不仅严格遵照国民党宣传部的“宣传要点”攻击冯阎一方，并且与《中央日报》的前线报道形成紧密互动，图解政治之意跃然纸上。^[81]

比之于《西征依马录》，《陇海线上》虽也旗帜鲜明地站在蒋介石政权一边，鼓吹消灭“军阀”的“革命”之战，但既没有描摹“宣传要点”，也没有将冯军士兵妖魔化，而是以一种浪漫的英雄情怀来观照和检视战争，这不仅使得那些英雄善战的白俄雇佣兵反客为主，成为这场“革命”战争的主角，而且揭示出战争真实而又荒诞的本来面目。^[82]而如此的英雄叙事显然不符合南京政府的宣传口径。如前所述，黄震遐对于“民族主义文学”乃至“民族主义”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并在文本中较为自由地表达了这一理解，而这种较为自由的状态也是“前锋社”（“民族主义文学”核心组织）较为松散的同人团体性质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