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放宽视野，“民族主义文学”的“革命”叙事中不乏外国人身影，而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来自“东方君子之国”的朝鲜志士。这些流亡中国的“朝鲜男女”在哈尔滨等地从事抗日革命活动，^[26]小说《异国的青年》的主人公“金铁”更是直接浴血在“北伐”前线，他的很多朝鲜同胞甚至战死在郑州一役。^[27]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朝鲜志士的存在彰显了源自“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精神。正如金铁所自述，“我们献身于贵国的沙场，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自救，力量不够，而且，明知只有弱小的民族联合起来，才有自决的一日，所以，我们毫不怀疑地走了这条路”。^[28]而这也正体现了潘公展所鼓吹的“民族主义”文学观：与“大日耳曼主义，大斯拉夫主义”不同，秉承“王道精神”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之最终目的在于“使这个霸道横行的世界为之改观”，因而“文艺运动所应该把握着的民族主义，绝不是狭隘的国家主义，也绝不是强凌弱，众暴寡的蚕食鲸吞的帝国主义，乃是以民族自决的原则造成民族一律平等的世界主义”。^[29]比之于为抗日复国流血牺牲的朝鲜志士，黄震遐笔下的白俄流亡者只是“帝俄”的“遗民”。根据1930年代《国语辞典》的释义，“亡国”是指“国家灭亡，主权、土地、人民为别国所占有”，^[30]而白俄的国家显然并非如朝鲜般被异国奴役，故此其“亡国的悲哀”也仅是对“一个政治派系的政权”的追忆而已。^[31]显而易见，因为并不具备反抗异国侵略的道义基础，他们缺乏“王道”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合法性。如是观之，消解了“眷怀祖国”的“民族精神”之后，白俄“讨逆英雄”的“革命”面目开始模糊，而来自“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之外的“客军”气质反而愈发鲜明。

《陇海线上》有一段文字，因曾受到鲁迅、瞿秋白等人的引用和抨击而广为人知：

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呜，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样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非洲沙漠里与阿剌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32]

这段有关“野鸡岗”一役之“七人远征队”的叙述，关键词在于“客军”。鲁迅据此指认国民党军队如同“法国的安南兵”一般“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以征战于异族的态度“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33]瞿秋白在引述这段文字后也认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驻扎在‘陇海线上’，居然和法国殖民家（Colonisateur）的‘客军’驻扎在菲洲——有如此之相同的情调”，因而所谓“中央军”不过是“豢养着白俄的哥什哈（Cossack）”的“国族”，而被当作“匪”的百姓则是静待屠戮的“土匪民族”。^[34]

今天看来，鲁迅和瞿秋白对这段文字的批判出自特定的革命语境，斗争之势剑拔弩张。然而，这段被反复征引的文字虽是叙述人“放哨时偶然的浮想”，^[35]但其内在的逻辑却出自作家对西洋“艺术文化”精神的自觉追求。^[36]在1929年发表的《从“客军”讲到杂种人》一文中，黄震遐已经对“客军”一词做出了详尽的解释。所谓“客军”，是黄震遐个人独创的对于法国的Legion Etranger的译名，意即“异国人所组成的军团”。据称“客军”的种类有很多：“像法国十七世纪时的‘爱尔兰旅团’，十九世纪加理波的‘赤衣军’，以及近日张宗昌的‘白俄队伍’，都是与Legion Etranger同一趋向的团体。”而这一“‘客军’的精神是可以代表西洋文明……只要认定这一国的宗旨趣味和自己相同，便不惜牺牲一切而为之效力。……‘客军’的‘国家’就是他们的‘宗旨趣味’，进一步讲，他们的‘宗旨趣味’就是他们的‘财产利益’，因此便无不奋战到底，至死不屈了”。^[37]由此可见，“客军”在黄震遐口中享有盛誉，然而只需再略加考察，即可发现“客军”身上仍难摆脱“雇佣兵”（Mercenary）的本色。在欧美通行辞书中，“雇佣兵”常被解释为“不顾政治影响和后果而受雇于任何国家或民族并为之作战的职业军人。……法国在18世纪时，瑞士雇佣兵是其正规军里的精锐部队。但是从18世纪末叶以后，雇佣兵多半是兵痞”。^[38]更为关键的是，这些“为外国政府作战的士兵，通常其动机是为了薪饷、战利品或满足冒险的心理，很少是出于意识形态之认同而做承诺。（雇）佣兵有时被称为‘发财兵’（soldiers fortune），在有文献可考的历史中便已是军队的一部分。”^[39]通过上述考辨可见，“雇佣兵”的本质特征在于非意识形态性的参战动机，这也正是黄震遐口中的“宗旨趣味”和“财产利益”。不仅如此，黄震遐所列举的“张宗昌的‘白俄队伍’”，更是为“客军”的“雇佣兵”本色做了最为生动的诠释。(www.daowen.com)

早在1920年代初，大批游荡在中国东北边境的白俄溃兵成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入籍军”，并被编成“俄国队”，由张宗昌统一指挥，而这也就是张宗昌“白俄队伍”的由来。^[40]“张宗昌所部白俄兵约五千名，冲锋陷阵，极为勇敢。此辈所能视死如归者，即因薪饷优厚，士兵每月五十元，下级军官每月三百元，中级军官每月四百元。每次作战须特备羊羔美酒大嚼。以故白俄兵每月需要饷三十万元，他军欠饷，俄军独否。”^[41]不过一旦欠饷，白俄队伍立刻军心动摇，甚至“渐有不轨之酝酿”。^[42]

到了1920年代中后期，张宗昌指挥的俄国队所向披靡，颇为风光，还曾登上著名的《良友画报》。^[43]这些白俄兵素以善战著称，多年以后还给人留下“厉害，不怕死”的深刻印象。^[44]不过，这些善战的白俄兵在国人心目中的印象却与黄震遐笔下的“英雄”大相径庭。1925年，皖直奉战争蔓延至江阴，酿成后来史称“己丑江阴兵灾”的惨祸，而在这场战役中担任攻城冲锋重任的就是张宗昌的白俄雇佣兵，^[45]他们“在江南一带，酗酒扰民，掳抢奸淫”，思之让人不禁“怒目裂眦，生啖其肉”。^[46]这些白俄雇佣兵在当时的中国媒体上留下了很多奸淫妇女，虐杀百姓的恐怖记载，^[47]也因此成为“北伐”将士最为痛恨的敌人。据称“北伐”中“直鲁军”的湖北、长城等号铁甲车白俄兵战败被俘，而“革命军悉枪决之，行刑前，以麻绳穿其耳鼻，革军牵之，如牵牛马。盖革命军以其以他国人民而杀害中国士兵，殊属可恶。故处以是刑”。^[48]而到了“北伐”战争后期，张宗昌的白俄队伍被迫向北伐军投降，有些士兵就此加入国民党军队。^[49]

上述对白俄军人“客军”身份和经历的简单考辨，大致也适用于黄震遐笔下那位具有“十余年战争的经验”的谢立洁排长。那么，这些白俄军人为什么要投身于这场发生在异国的“中原大战”呢？小说中的叙述人对“三个从后方赶来的俄国准尉”的描述为此提供了答案。这三个人“都是都市化的小伙子，在千里外的上海的租界里，差不多每人都有一个年青的爱人。他们投效到中国军队来的起因，也多半是为虚荣，发洋财，或是实行其个人的罗曼生活”。^[50]这段几乎摹写自《从“客军”讲到杂种人》的文字清楚地表明，那些加入了“中央军”的白俄军人没有任何革命意识可言，在本质上仍是地道的雇佣兵。而从巴格罗夫的行为来看（从奔驰的铁甲车上向路边的河南妇人丢掷西瓜皮取乐），这些白俄雇佣兵的军纪仍不严整，由此可见，他们不过是中央军版的“张宗昌的‘白俄队伍’”而已。不仅如此，这些白俄军人的雇佣兵身份以一种战争机器式的商业逻辑严重损害了“民族主义”乃至“三民主义”的革命伦理——光荣的“国民革命军”由此跌落为军阀“佣兵”^[51]，因而成为《陇海线上》这部“革命”文本中最大的叙述裂隙。那么这些过去恶名昭彰的白俄雇佣兵何以能在黄震遐笔下迅速变身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