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慧

1930年5月，已在沪上文坛小有名气的“民族主义的文艺底先驱”^[1]黄震遐投笔从戎，在上海闸北加入“中央军校教导团”，随后奔赴“中原大战”^[2]前线。因为与沪上文友失去联系，人们一度以为黄震遐已经“失踪并且类乎战死”，并作诗文悼念之。^[3]所谓盖棺论定，这些诗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友人们对黄震遐文学生涯的评价，其中的一首悼诗如是言之：

你所追求的是充满了力和美的新生命，

是用“男子的力”“女子的美”所造成。

美丽的人生是民族的惊魂，(www.daowen.com)

嗳！我们的热血英雄，拜伦！^[4]

然而让友人们深为惊喜的是，1931 年2 月，这位追求“力和美”的“热血英雄”在“失踪”数月之后，以中篇小说《陇海线上》宣告了自己的强势回归。这部作品以“中原大战”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我”——“黄宗汉”加入闸北中央军校教导团，并在数月后作为教导二师“铁甲连”的一等兵奔袭千里，深入河南前线与冯玉祥军队作战的经历。小说之所以名为“陇海线上”，是因为此次“中原大战”的主战场就在“陇海线铁路东段”，而“黄宗汉”所在的“教导二师”则是“中央军里装备最优良的一个部队”，肩负正面主攻之重任，至于小说中提到的柳河野鸡岗一战，更是整个“中原大战”中最重要的战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曾亲临柳河前线督战，^[5]“双方在柳河，野鸡岗一带大约相峙一周之久”。^[6]正因为题材重大，且具有很强的自传性和实录色彩，这部小说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文坛公认的“民族主义文学”代表作，黄震遐也由此跃升为“民族主义文学”的翘楚，成了“范朱（范争波、朱应鹏）合组公司的顶刮刮的两块牌子”之一。^[7]而对于这部集中了革命、“反革命”、知识分子、民族主义等诸多“症候”的文本，现有的学术研究已摆脱了单向度的政治批判模式，开始发掘这一“反动”叙事的历史复杂性。而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部以弘扬“民族主义”革命精神为主旨的文本中，除了“我”之外，一共出现了十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也都是“我”的战友，其中竟然有七个是白俄：士兵巴格罗夫、顾连长、排长谢立洁、“上尉排长和团附”余义德，以及后来加入队伍的三个准尉——佘干科、驾雀罗夫和阿尼西毛夫。更为关键的是，叙述人“我”不仅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这些白俄战友，而且对其中大多数人给予了浓墨重彩的描绘，使其成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而叙述人对于文本中的中国军人，除了万国安，其余都是一笔带过。

事实上，在小说问世当初，茅盾就对其中的白俄元素高度敏感，并给予尖锐抨击，指认其“招供了所说的轻甲连是雇佣了白俄人来残杀中国人的把戏”，^[8]另一位左翼批评家也认为，《陇海线上》是一部表现“统治者们争斗”的政治宣传品，从中只能看到一群断肢折臂“妄念祖国的白俄流氓”。^[9]然而，正如小说结尾处出现的党歌国歌所示，这部小说的主题是宣扬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三民主义”精神。那么，在这样一场堪比美国“放奴战争”（南北战争）的“正义”之战中，怎么会出现如此众多的白俄军人？这些喧宾夺主的“老外”又是怎样被整合到“民族主义”的革命叙事之中的呢？进而言之，在“民族主义文学”的地基之上，这一独具风貌的白俄叙事怎样被建构起来？它又隐含着怎样的“革命”想象与思想矛盾？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