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梳理“多元一体”形成与发展过程的基础上，第11节“中华民族格局形成的几个特点”，总结了“多元一体”的发展特点和本质。

在总结“多元一体”的特点时，费老再次强调了“凝聚核心”的作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存在着一个凝聚的核心。它在文明曙光时期，即从新石器时期发展到青铜器时期，已经在黄河中游形成它的前身华夏族团，在夏商周三代从东方和西方吸收新的成分，经春秋战国的逐步融合，到秦统一了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的平原地带。汉继秦业，在多元的基础上统一成为汉族。汉族的名称一般认为到其后的南北朝时期才流行。经过2000多年的时间向四方扩展，融合了众多其他民族的人”。这也可理解为多元文化一体化的动因之一。

“多元一体”的另一特点是经济基础——经济文化类型。“汉族主要聚居在农业地区，除了西北和西南外，可以说凡是宜耕的平原几乎全是汉族的聚居区。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要道和商业据点一般都有汉人长期定居。这样汉人就大量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占全国面积一半以上，主要是高原、山地和草场，所以少数民族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从事牧业和汉族主要从事农业形成不同的经济类型。”因此，在解释多元文化一体化的又一动因时，费老强调经济重于政治，“导致民族融合的具体条件是复杂的。看来主要是出于社会和经济的需要，虽则政治的原因也不应当忽视……政治的优势并不就是民族在社会上和经济上的优势。满族是最近也是最明显的例子”。“如果要寻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这点恐怕可以看成历史进程中功能主义解释，应是费老的创造性思维。

从本质上说是“多元一体”是围绕汉族为凝聚核心而逐步趋同的、多层次多样的族群关系格局，这在费老的民族“层次”关系理论中得到了很好的解释。“这个实体的格局是包含着多元的统一体。所以中华民族还包含着50多个民族。虽则中华民族和它所包含的50多个民族都称为‘民族’，但在层次上是不同的。而且现在所承认的50多个民族中，很多本身还各自包含更低一层次的‘民族集团’。所以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组成中华民族的成员是众多的，所以说它是个多元的结构。成员之间大小悬殊，汉族经过2000年的壮大，已经有9.3667亿人，是当今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但是其他55个成员人口总共6720万，其中还包括‘未识别’的大约80万人，所以把他们称作少数民族。……汉族原是有许多非汉民族融合进来的。如果推溯其祖先所属的民族来规定自己的民族，那就可以有大量人口从汉族中划出去。”(www.daowen.com)

从这个意义上说，“元”与“体”都是指文化、族群，“一体”的“中华民族”是该文化体系的最高层次的族体，56个分支所代表的“多元”是第二层次族群，甚至这56个族群从文化上还包含更低、多层次的“民族集团”或族体、民系，尤其是历史上“吸收”了大量“非我族类”的汉族。但是，我们要承认，“一体化”过程中，汉族的“凝聚核心”和历代“中国”国家政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中华民族”不仅具有文化体系中最上层族体（Ethnicity）的地位，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还有“国族”（Nationality）的含义、地位与作用。不过，不能说“多元”是文化，“一体”是国家政治。

对“多元一体”、尤其是“一体”，人类学、民族学界有不同的解读。在署名“费孝通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五章第三节中对“对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探讨”，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还没有形成为一个民族，不能称为一体”，“一体”最多只能是“统一的国家”，“多元一体”应理解为“中华（中国）各民族的多元一体”、“中华各民族的多元一统”等。周星等主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收入乔键《族群关系与文化咨询》一文，乔键认为，费老所说的“元”是“文化的观念”，而将“体”说成是“政治的观念”、“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是指一个国家，具体地说是指中国”。民族与国家实体关系有多种，如日本、韩国的“一元一体”，泰国、古代中国曾有“多元多体”，南北朝鲜、白俄罗斯等为“一元多体”，印尼、菲律宾、现代中国等为“多元一体”。这些论述都从本质上误解了费老的原意，在这些争议之后，费老指出“一体”就是“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研究”；林耀华先生也说：“多元一体，或者说多元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元，这一对矛盾确实主导着中华民族的现实格局和历史进程。”^[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