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前到秦汉时期的“多元”文化“一体”化的民族史总框架，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本空间格局。但这一框架、格局是初步的，在其后汉唐—明清时期的二千年里，“多元”与“一体”核心（汉族）间、中心与边缘间，不断交叉、混杂与融合。接下来的第6—10节，费老通过古史文献、民族志与民族史、考古资料，重建汉唐以来几次重大的族群迁徙、混杂与融合事件，各族群间“你上我下，我去你来”，“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杂交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说是‘纯种’”，展示了此前形成的“多元一体”框架后续的动态平衡。费老分述的五类重大事件可以概括为三种模式，一是汉族的壮大，二是汉族的非汉化，三是边缘族群的交叉与融合。

第一，汉族的壮大主要发生在中原民族的混杂融合，以及北、南两个方向非汉民族的“汉化”，也导致了汉族的复杂化。

汉族的壮大首先发生在中原地区。第6节“中原地区民族大混杂、大融合”梳理了中世纪汉族在中原地区对众多民族的“吸收”与“融合”过程。“汉族形成之后就成为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核心，开始向四周围的各族辐射，把他们吸收成汉族的一部分……这场表演的准备时期早在汉代开始，匈奴人的‘归附’即是其中的一幕。”紧接汉魏在西晋末年，进入中原的，匈奴、氐、羯、鲜卑、羌建立了16个政权，汉人3个。“非汉族的政治地位又不易持久，你上我下，我去你来，结果都分别吸收在汉人之中。汉族的壮大并不是单纯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更重要的是靠吸收进入农业地区的非汉人，所以说是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从唐到宋之间的五百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实际上是一个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许多非汉族被当地汉人所融合而成为汉人。当然融合的过程是复杂的，但结果是许多历史有记载的如鲜卑、氐、羯等族名逐渐在现实生活中消失了。”“唐代不能不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高峰。它的特色也许就是在它的开放性和开拓性。这和民族成分的大混杂和大融合是密切相关的。”

第7节“北方民族不断给汉族输入新的血液”，总结了北方民族不断主动融入汉族的历史，这是汉族壮大的重要环节。契丹建立辽国、女真建金朝、蒙古族建立元朝、满族建立清朝以及海陆两路的回族，都不同程度充实到汉族之中。“北方诸非汉民族在历史长河里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地进入中原农业地区而不断地为汉族输入了新的血液，使汉族壮大起来，同时又为后来的中华民族增加了新的多元因素。这些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9节“汉族的南向发展”，以汉族扩张为特征，是汉族壮大的另一环节，即华南百越系统的汉化。“春秋战国时代，作为汉族前身的华夏族，其势力已经东到海滨，南及长江中下游。”“从山东到广东的整个沿海地带曾经是古代越人或粤人活动的区域。……许多民族学者把古代的越人联系到现在分布在西南各省壮侗语族民族，直到东南亚，如广西的壮族，贵州的布依族、侗族、水族，云南的傣族。如果这个历史联系是可信的活，则可以把他们联上历史上沿海的越人。现在沿海的越人已经都融合成了汉族，而这个越人系统至今还保住了西南一隅。”

第二，汉族的蛮夷化是多元族群“你上我下，我去你来”的重要案例，传统民族史多重视汉人对非汉的同化，忽视非汉族对汉族的同化。费老在第8节“汉族同样充实了其他民族”中指出，“我们过去对于历史上民族之间互相渗透和融合研究得不够，特别是对汉人融合于其他民族的事实注意不够，因而很容易得到一种片面性的印象，似乎汉族较杂而其他民族较纯。其实所有的民族都是不断有人被其他民族所吸收，同时也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人”。(www.daowen.com)

他注意到，“汉族被融合入其他民族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迫的，有如被匈奴、西羌、突厥掳掠去的，有如被中原统治者派遣去边区屯垦的士兵、贫民或罪犯；另一种是由于天灾人祸自愿流亡去的”。“移入其他民族地区的汉人很多就和当地民族通婚，并且为了适应当地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也会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发生改变，过若干代后，就融合于当地民族了。”他列举了两个汉族非汉化的经典案例，即“在公元399年在吐鲁番盆地及邻近地区建立的麴氏高昌国原是一个以汉人为主体建立的国家。这些汉人是汉魏屯田士兵和晋代逃亡到这地区的人的后裔。……长期受回鹘统治，当地汉人的后裔就融合于维吾尔族了”。“在战国时，楚国的庄蹻曾率数千农民迁居于云南滇池地区，自称滇王。其后，汉晋时期均曾派汉人进入云南，但明朝以前迁入云南的汉人大都融合了当地各民族了。迁居于大理洱海地区的汉人成了白族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三，边缘族群的交叉与融合是非汉内部的民族融合，是多元文化融合多样形态的反映，第10节“中国西部的民族流动”阐明了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高原地带民族融合的主线，即“羌藏彝走廊”文化。

“从史书的文字记载中，早期在中原之西居住的人统称戎。贴近中原，今宁夏、甘肃这一条黄河上游的走廊地带，正处在农业和牧业两大地区的中间，这里的早期居民称作羌人，牧羊人的意思。”“羌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的作用似乎和汉人刚好相反。汉族是以接纳为主而日益壮大的，羌族却以供应为主，壮大了别的民族。很多民族包括汉族在内从羌人中得到血液。”“藏族属于前汉时西羌人一支。西藏有‘发羌’，发古音读bod，即今藏族自称。发羌是当时青藏高原上许多部落之一。而且和甘青诸羌人部落有来往。”“汉语和藏语的近亲关系也支持了我在上面所提到的羌人是汉藏之间的联结环节的假设。从这个线索再推一步，我们又看到了和藏语近亲的彝语。而彝族的来源有许多学者也认为是羌人。”

西部地区地处华夏、汉族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文化融合大舞台的外围，生态环境的独特性、与中心“舞台”文化隔膜等，都培育和强化了这一区域文化的相对独立性。考古学者早就注意到我国西部“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存在^[10]，从史前时代的细石器、大石墓、石棚、石棺葬等共有因素，到青铜时代欧亚草原的斯基泰文化、北方鄂尔多斯文化、石寨山滇文化的密切关系，以及历史时期“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的兴起，都是这一走廊地带重要的文化遗产。1978年9月，费孝通在北京的全国政协民族组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藏彝走廊”的概念，首先肯定了氐、羌、戎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曾经扮演过的角色，随后提出“藏彝走廊”研究范畴，过去十多年在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界都是关注热点。最近学者又提出“藏羌彝走廊”，重点强调羌族在该文化传播地带的作用。^[11]“藏羌彝走廊”是“中国西部的民族流动”背景下的一个多学科重大学术课题。

总之，费老“多元一体”另半篇幅，主要是分类梳理了汉唐以来二千年民族史上多元族群文化的交叉、混杂与融合的复杂模式，既有汉族的壮大，也有汉族的非汉化，还有非汉民族的内在整合形成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即便是汉族的壮大还存在中原地区的常态融合、北方族群的主动输入、南方百越的被动汉化等不同形式。这些精到的论述，观察敏锐，高屋建瓴，同样包含了费老对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近百年民族学、历史学与考古学等多学科着力的理解与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