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对中国史前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考古学研究成果的深度理解，在《多元一体》的1—5节中，在阐述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基础上，主要运用考古资料勾画了从史前到秦汉时期、从“多元”到“一体”的“中华”民族史框架的初创过程。

费老主张“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中华民族不是例外”。在第1节“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他将我国与周邻间的天然“屏障”所形成的自然地理相对独立的“单元”及内在的“落差”与“差距”，作为中华文化“一体”与“多元”的基础。一方面，强调了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对中华一体文化的影响，“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古人）称之为天下，又以为四面环海称四海之内。这种概念固然已经过时，但是不会过时的却是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列举了东西落差与南北跨度所形成的“不同的生态环境”对多元文化格局的塑造，“他们所聚居的这片大地是一块从西向东倾侧的斜坡，高度逐级下降”，“东西落差如此显著的三级梯阶，南北跨度又达30个纬度，温度和湿度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给人文发展以严峻的桎梏和丰润的机会。中华民族就是在这个自然框架里形成的”。费老的这一“生存空间”论述，正是此前考古学者在探索史前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时所强调的“地理环境”两面性，“中国史前文化既是多样的、不平衡的，又是内在联系和相对统一的。这个特点是在中国具体的地理环境条件下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一方面，“中国本身乃是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它同外部世界处于一种相对隔离或半隔离的状态”，另一方面，“中国的地形，西高东低，好像三级巨大的阶梯……跨越的纬度极大，自然地理条件也不一致”。“中国各地自然地理条件复杂多变的情况，应是造成史前文化千姿百态、谱系繁复的一个重要原因。”^[5]

在第2、3节的“多元的起源”、“新石器文化多元交融和汇集”中，费老直接运用史前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研究成果，“否定有关中华民族起源的一元论和外来说，而肯定多元论和本土说”。“过去长期存在着多元论和一元论、本土说和外来说的争论”，“在中华大地上已陆续发现了人类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各阶段的人体化石”，“考古学上有关新石器时代的丰富资料更有力地表明中华大地上当时已出现地方性的多种文化区。如果我们认为统一民族集团的人大体上总得有一定的文化上的一致性，那么我们可以推定早在公元前6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已存在了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他分述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下游、长江下游、长江中游、燕辽、黄河上游、华南等八个文化区的发展，指出“中华民族的先人在文明曙光时期，公元前5000年到前2000年之间的3000年中还是分散聚居在各地区，分别创造他们具有特色的文化。这是中华民族格局中多元的起点”。而且以龙山时代多元文化的融合为据，提出“当时各族团间文化交流的过程，从多元之上增加了一体的格局”。这一“多种文化区”与“中原地区为中心”格局，与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文化“重瓣花朵”理论基本一致。严先生指出，“中国史前文化是分层次的向心结构”，“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史前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又处于核心的位置。”“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江浙五个文化区是“第二层次”的“花瓣”，“这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昙石山、大坌坑、石峡、白羊村、卡若、昂昂溪等是“第三层次”、“第二重花瓣”。^[6](www.daowen.com)

“多元”文化走向“一体”的动因是伴随着“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华夏、汉族“凝聚核心”的形成。在第4、5节“凝聚核心汉族的出现”、“地区性的多元统一”等内容中，费老勾画了从“华夏”到“汉族”的“凝聚核心”的形成过程及其对“一体”格局的作用。“（龙山时代）当时各族团间文化交流的过程，从多元之上增加了一体的格局。”“夏商周三代正是汉族前身华夏这个民族集团从多元形成一体的历史过程”，“华夏文化就是以黄河中下游不同文化的结合而开始的”。“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第一步是华夏族团的形成，第二步是汉族的形成，也可以说是从华夏核心扩大而成汉族核心。”多元文化的一体化是“中国”形成的基础，“一体化”的“凝聚”核心——华夏、汉族的历次扩张，都与“中国”形成与历代发展同步，而“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又强化了以汉族为“凝聚核心”的“一体化”进程。在这一部分，费老不仅将前述龙山时代多元文化的融合、交流作为一体的格局产生的一个原因，还吸收了严文明“重瓣花朵”理论中以“中原”为“凝聚核心”的理论。严先生指出，华夏的“凝聚核心”形成于新石器时代“重瓣花朵”式结构的“花心”，“中原文化区是花心”、“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这一带曾是黄帝和炎帝为代表的部落集团活动的地域，以后在这里形成华夏各族”，“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中国史前文化已形成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自然地发展为以华夏族为主体，同周围许多民族、部族或部落保持不同程度关系的政治格局，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这种格局把统一性和多样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产生出强大的凝聚力量。”^[7]

总之，“多元一体”以近一半篇幅历时地考察了自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中华大地上多元的原始文化走向一体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伴随的中原中心、华夏与汉族凝聚核心的形成。这一历史进程的梳理，主要依据近百年的考古成果，尤其是严文明先生新石器时代文化“重瓣花朵”的理论总结。“现代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并结合着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样一个既有主体、又有众多兄弟，既是统一的、又保持各民族特色的社会格局，乃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它的根基深植于遥远的史前时期。”^[8]考古学是傅斯年、李济推崇“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9]为特征的新史学的核心内容，从“重瓣花朵”到“多元一体”展示了百年考古在“重建中国上古史”上的卓著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