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多元一体”？在费老《多元一体》发表的次年，1990年12月，在他的八十寿辰研讨会上，他题写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饱含热情与智慧的辞句，高度概括了他尊重多元、维系大同的“多元一体”愿景。在《多元一体》的序篇，他概要地阐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以及“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和特点。

他坦言，“中华民族”是中国疆域内所有族群的“不是很恰当的”但合理的概括。“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用国家疆域来作中华民族的范围并不是很恰当的，因为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又有联系的概念。我这样划定是出于方便和避免牵涉到现实的政治争论。同时从宏观上看，这两个范围基本上或大体上可以说是一致的”。^[2]

“多元”来源于“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一体”化进程的机制有两个方面，一是“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另一是“华夏”、“汉族”的“凝聚”“核心”作用。“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回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与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

在正文的12节中，除第1节“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第11与12节“中华民族格局形成的几个特点”、“瞻望前途”分别阐述环境背景与总结展望外，第2至10节的主体内容则是历时地考察多元文化一体化的过程及若干模式，即“多元的起源”、“新石器文化多元交融和汇集”、“凝聚核心汉族的出现”、“地区性的多元统一”所论自新石器时代到秦汉时期“多元一体”的基本成型，“中原地区民族大混杂、大融合”、“北方民族不断给汉族输入新的血液”、“汉族同样充实了其他民族”、“汉族的南向发展”、“中国西部的民族流动”所论历史上汉族与其他民族间发生的“你来我往”的集中混杂与融合模式。费老总结这一过程与模式为“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长卷，有时空两个坐标”。(www.daowen.com)

静态、现实的社会文化整体是功能主义人类学观察研究的对象与范畴，费老如何从现实回望历史、构筑这一“历史长卷”呢？“多元一体”的提出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悠远复杂历史的客观驱动，任何研究中国的学者都不能回避，更有近百年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奠定的坚实基础。考古学文化是特定时空民族或族群共同体的物化遗存，是观察、研究史前与古代族群时空关系的最重要手段，古代人群或族群文化的空间分布与发展变化的民族史、文化史探索是考古学研究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也是文明起源、历史研究的基础课题。在近百年中国学术史上，考古学对于历史学最大的贡献，其实并非考古学“黄金时代”所赖以建构的一系列大遗址、大墓葬的激动人心的发现，而是通过史前、上古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梳理，重构中华民族起源与形成的早期历史，重构中国民族史的基础框架。从苏秉琦先生《关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严文明先生《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关于中国史前文化空间关系的描绘，到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集中体现了考古学对于中国民族史、文化史研究的重大贡献。尤其是，当我们重温严先生描绘史前文化同心圆式差序格局的“重瓣花朵”理论与费老的“多元一体”，不难发现两者在“多元一体”的自然地理基础、史前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奠基、以中原为凝聚核心的形成过程等方面论述，实乃异曲同工。

《多元一体》一文在“参考书目”中列举了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陈连开教授的《关于中华民族的含义和起源的初步研究》（《民族论坛》1987年第3期）、《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及其汇聚与辐射》（《北方民族》1988年第1期）两篇（后篇只是在前篇基础上的补充与修改），但没有提到严先生的“重瓣花朵”一文。据悉，《多元一体》正是由陈连开协助编纂的。^[3]审读费、陈、严三稿不难发现，三者对于中国史前文化多元、多样基础上的以中原为凝聚核心的统一体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而且陈文中还有不少具体的论述与严先生的“重瓣花朵”非常相近。陈先生作为一位民族史学家，他对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体系的论述，应是吸收了严先生的研究成果。正是通过陈先生的吸收与协助费老编纂《多元一体》，使得以严先生的“重瓣花朵”为代表的考古学界关于中国史前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理论，及时地反映在费老的《多元一体》这一中国民族史、文化史鸿篇巨制中，这是一段重要的学术史。^[4]

就是说，“多元一体”实是考古、民族学界等近一个世纪集体智慧的结晶，费老在文中坦言，“由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我们才有条件对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做出比较科学的认识”，“新石器时代各地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