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主流的信念论是理性主义的，它主张，任何相信都必须有理由根据。只有承认相信需要理由的人才是有理性的人，“我们不应当把一个无视科学证据而相信某种事物的人叫作有理性的人”（§324）。克利福德的一句名言对这种信念论做了准确的概括：“对任何人来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基于不充分的证据而相信什么，总是错误的。”（〔4〕，p.24）克利福德要求我们必须“基于充分的证据而相信”，否则就是不负责任的和不道德的。

维特根斯坦反对这种信念论，主张相信枢轴命题不需要理由根据的，而且也是没有理由根据的，更没有充分的理由根据。他认为，认识到枢轴命题是不需要理由是困难的，“困难在于认识到我们的相信是没有理由的”（§166）。认识到枢轴命题是不需要理由根据的是对传统信念观的一种挑战。无独有偶，这种挑战在詹姆斯的《相信的意志》一文中也有表现，詹姆斯也反对我们必须“基于充分的证据而相信”这种观点。他认为，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合法地发挥意志的作用，通过直接意愿某个信念来形成这一信念。詹姆斯这样说道：“当真正的选择按其本性不能按照理智的理由做出时，我们的情感本性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合法地决定命题之间的选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说‘不做决定，让问题悬而不决’，本身就是一种情感决定——正像决定是或否一样——，而且同样面临失去真理的风险。”（〔5〕，p.60）

自18世纪以来，对证据的强调被当作反对迷信、驱除愚昧、抵抗欺骗的锐利武器。“拿证据来！”成了解决一切争议的霸权话语。人们通常把它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对它的合法性毫不怀疑。然而，主张凡相信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这种要求不能满足我们大部分的认知功能，这种要求太苛刻了，它可能把人们通常认为是合理的信念排除在合理性之外。无论是常识，还是科学观或大多数被认为是合理的哲学观，都持有他人心灵的信念（如“今天你很高兴”）、先天信念（如“1+2=3”）、自我精神状态的信念（如“我的脚有点痒”）、归纳的信念（如“凡金属都导电”）、记忆的信念（如“2007年我到过澳大利亚”）、关于外物存在的信念（如“我面前有张桌子”）、直接感知的信念（如“这朵花是红色的”）、关于他人的思想与情感的信念（如“在你说别人不好时，他们会生气”）等。然而，这些信念没有哪一种已经受了充分的辩护，或者可能被充分的辩护，从而是绝对不可错的。对证据的苛刻要求及其过分挑剔，会使得能够被称为是合理的基础信念十分罕见（〔6〕，p.52）。如果没有这些基础信念，我们甚至就无法生存。(www.daowen.com)

由于有些信念是我们生存的基础，是我们世世代代遗传下来的，是我们文化的积淀，因此基于不充分的证据相信它们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这表明，传统的基于强证据主义的信念论是必须修正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