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子霖代表的是传统封建文化的另一面：表面上“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但在作者的叙述里，他和白嘉轩思想性格的诸多不同源自不同的家庭文化环境，而白、鹿两家各自家族血脉中禀性的文化差异是由于发家方式的不同导致。白家的祖上靠勤奋、吃苦、节俭的方式积攒钱财，并借助于严格的家规避免了败家子的出现，形成内敛含蓄的特性。而鹿家的祖上则是进城靠卖尻子学来的手艺发家致富，前辱后荣的反差决定了其家族中张扬浮躁的个性。两个人的较量不是两个人个性和能力差异的较量，而是崇尚注重修身齐家的传统中庸之道对不重修身的功利的行为的对峙。其实，由于鹿子霖身上的特点带有很多被中国传统所鄙视的商人的气息——唯利是图、不讲道义，他和白嘉轩的对峙象征着传统内部的等级观念：其实两人本没有本质差别。两人所背靠的都是乡村文化环境，所蕴含的是家族与民间文化土壤。由此评论者注意到“同样是传统宗法社会中生长的人物，叙述者对朱先生、白嘉轩精神人格的赞美，无意中流露出对儒家文化一定程度的认同，而对鹿子霖思想人格的不屑一顾昭示出对儒家文化负面因子批判的价值立场”。^[59]

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不少评论者质疑作者流露出对传统文化的留恋，作者反驳道：

这不是我留恋什么的问题，而是我着力去写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人格力量！……白嘉轩的正直、勤劳、富于同情心、以德报怨……这都是他精神世界里非常光彩的。难道我们今天要把他们全部都丢掉吗？！实际上任何民族都是具有这些优秀的品质的。这不应该作为批判的东西，你只能批判他精神世界里落后的、腐朽的东西。比如他固守在土地上头，不思进取，不学习新的知识，不发展新的眼光，像他主张耕读传家，读了书还不让孩子出外干事，就在那继承家产，继续耕读，这种狭隘保守的做法是我坚决批判的，我把白嘉轩的那种生存形态写出来就是为了作为一种批判形态。还有，他对小娥前前后后的整个做法，那都体现了他精神世界里腐朽残忍的一面。包括他对白灵态度的变化，他对白灵小时候的爱甚至超过了他对三个男孩子的爱，但一旦白灵背离了他的精神的时候，他只是很冷酷地说了一句话：“就当她死了。”^[60]

那么，是留恋还是认同？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可以从已经讨论过的两个方面做一简答，这就是黑娃的回归和朱先生的“智”。

在情节的设计里，黑娃皈依儒家，拜倒在祠堂下。白嘉轩充满胜利感地宣称：“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在祠堂里头的。”这里，家族祠堂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象征。但与其说叛逆者的回归揭示出传统家族文化的两面性，不如说他是当今时代的某种症状的代言人。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土匪不会重新跪倒在家族祠堂门下，也不意味着否定传统势力（包括其意识）在“现代”社会的巨大作用力，而是说作为参加过农讲所的先进农民，黑娃不会不经历心理上的反复挣扎，但作者无力理出这个挣扎的过程，以致显得不可信。

作为宋明理学的传人的关学大儒朱先生是“天道”的化身。而小说中不少地方谈到，一切都在变动转换，永恒不变的只有那静穆无言的“天道”。它从高处冷峻地俯瞰着人世沧桑，并试图以“仁义”这一古老道德规范勉力支撑起变乱社会中的人心：“白鹿村上空的冥冥苍穹之中，有一双监视着的眼睛，掌握着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上各个村庄人口的繁衍和稀稠。”而这“天道”是被白嘉轩认识到的：他“已经从具体的诸如年馑、瘟疫、家协这些单一事件上超脱出来，进入一种对生活和人的规律性的思考了……白嘉轩在思索人生奥秘的时候，总是想起自古流传着的一句咒语：白鹿村的人口总是冒不过一千，啥时候冒过了肯定就要发生灾难，人口一下子又得缩回到千人以下。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里，第一次经历了这个人口大回缩的过程而得以验证那句咒语，便从怀疑到认定”这个“天道”。^[61]

白嘉轩当然在智慧上不如朱先生，但竟连他也已经开始认识“天道”了。什么是“天道”？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智慧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这个万世不易的“天道”或者“天理”已经随着“五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而被西方洋枪洋炮所轰毁，因为它对应的是农业社会轮回、反复的宇宙观，与现代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下的工业文明不符。而这里，白嘉轩所“反思”的是农业社会庸俗历史观、社会观下由人口决定的历史轮回论。叙述者在这里显然“认同”这个“天道”。

而对于朱先生，作者既试图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为什么朱先生看上去有点儿神神道道的呢？那实际上是没有文化的‘民人’不理解他那高深的文化，不理解他对世界的点化，看不透他，由此所造成的一种神秘印象。”他甚至认为自己是把他写成“唯物主义者”：“我根本不想把他写成一个神神道道的人，我甚至写他就是一个唯物论者，因为我们也有传统的朴素的唯物哲学观。”^[62]但他说的“圣人对纷纭的世事洞若观火”却又把他圣贤化了。在朱先生眼里，中国现代史上的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失范与变乱，不过是乱哄哄的“窝里咬”，毫无意义。用他的话说，白鹿原好比一只“鏊子”，各家都争抢着，想用来煎自己的“锅盔”。这样，你翻来，我覆去，“煎得满原都是人肉味儿”。他要以“天理”、以“仁义”去抑制太盛的“人欲”，保持白鹿原人心的安宁（正因为此，他出主张，建塔镇住小娥的鬼魂，让后者永世不得翻身）。正是万古不变的“天理”，使他不仅能在人欲鼎沸的世界里，保有一份洞若观火的超然，也使他能以这种高居历史之上的态度去看待历史和现实。他建议白嘉轩在田福贤血腥的报复声和受难者惨厉的叫喊声里闭门重修破碎的乡约碑文，认为这才是“治本之策”。显然，在这里，仍是传统伦理为本位的绝对道德律令而非现代各种“主义”占统治，作为指导思想。历史被描述为“人欲”支配下的混乱争斗，在这种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意义”的历史中，是无法找到所谓必然性与合理性的。(www.daowen.com)

当作者把朱先生当作至高人格理想去表现，当他竭力标举朱先生那种超凡入圣、料事如神的圣人品格，他不可否认地已经不但“认同”了他所代表的儒家道德理想，而且也或多或少认同了人物所持的那种历史观。因此他在小说中，也常常以朱先生的眼光去打量现代史：在小说中，整个现代史都被纳入了那个“鏊子”和“窝里咬”的隐喻。

因此，尽管呈现出在现代文明与战争、动乱的冲击下白鹿原无法不衰落的结局，作者借人物之口发出的对于“最好的先生”、“最仁义的族长”、“最后一个长工”的慨叹（针对体现儒家文化精神的朱先生、白嘉轩、鹿三的道德情操与人格魅力及其悲剧命运），使得他难以否认他本身对此充满哀惋之情。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创作上的矛盾时曾说：“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阶级寄予了全部同情。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63]与巴尔扎克的“忠实”于历史本身而导致的本人理念和描写的“矛盾”相比，作者显然没有嘲笑和讽刺朱先生、白嘉轩，评论家雷达指出：“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农业文明如日薄西山，又希望从中开出挽救和重铸民族灵魂的灵丹妙药。”^[64]也就是说，对于陈忠实，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其实是在表达他自己的文化主义的理念；虽然这个理念本身是矛盾的。评论者敏锐地指出：“至于民族文化传统的正面和负面，在作品中不但无法找到区分的尺度，反倒更加混沌一体，成为一种抽象的普泛化的东西。由此说明，作者据以表现民族史诗的文化观……是一种以抽象人性论和生命本体论为特征的文化观……”^[65]

这个文化主义理念除了人物之外，还借助民间神话来显示。白鹿和白狼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两个时常出现的传说。虽然中国民间自古有很多志怪传奇，但这里它们的出现应该看作更多来自八十年代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虽然到此时，它们已经成熟地化入中国文化的机体表达自己，而非仅仅借用。但恰恰是因为这一点，与情节中鹿三神神鬼鬼（是否真的鬼附身模棱两可）一样，它们所起的作用含糊不清。

在中国的传说故事里，白鹿等神兽的出现乃是上天对人间至纯至善之人的表彰与嘉奖。因为白鹿在人们心中是吉祥、仁义、和谐诸多美好形象的化身，所以它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吸收，成为以仁义为核心的传统和谐文化的象征。朱先生、鹿兆海、白灵先后被暗示为“白鹿”（朱先生送“白鹿精魂”的书法给鹿兆海）。而白狼是近代以来土匪等灾祸的象征。在小说中，它先是一种侵害家畜的莫名动物，然后是代指大拇指、黑娃等现实中的“狼”。“白鹿”与“白狼”交替出现，它们的较量，实际上是传统文化（的象征）与现代性带来的“折腾”的斗争，或者说前者对后者的不解。但“白鹿”终究丧失了它的生命力，儒家文化也退出了历史舞台。而“白狼”黑娃表面上信仰多变，从儒家文化到革命文化，又一再地背叛、抛弃着它们。然而，他实际上和白孝文一样，没有任何信仰。然而，这和他最后皈依儒家一样，与其说是他的选择，不如说一直是作者自己的投射——因为从农讲所开始，他所接受的就是现代思想教育。

而白灵本是现代革命的产物，她被比附为白鹿，实际上是民间人物对于革命英雄的一种崇敬的投射。但这其实也是一种遮蔽。甚至连共产主义都被比附成白鹿，当鹿兆鹏和白灵谈论革命局势时，“白灵说：‘我想到奶奶讲下的白鹿。咱们原上的那只白鹿。我想共产主义都是那只白鹿？’鹿兆鹏惊奇地瞪起眼睛愣了一下，随之就轻轻地摆摆头笑了：‘那真是一只令人神往的白鹿！’”^[66]

有着现代革命意识的白灵竟作了如此比喻，在这里，理想成了缥缈神秘的乌托邦；它也只表明白灵的幼稚。而作为伪“革命引路人形象”的鹿兆鹏“大哥”也没有对此加以纠正。

由此看来，似乎这是民间的叙事。然而，这种表面上的秘史写作的“民间（知识分子）立场”在下面的分析中，将显露出它的九十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