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阶级分析话语而代之的是一种道德化的“人性”话语。由于对国共斗争的理念的“陌生”，作者对国共双方人物的表现只能诉诸道德化的表象。比如，当鹿子霖老婆为救被系入狱的他而四处贿赂人后，对他感叹道，“只有岳书记是真神”；而对总乡约田福贤的描写显示出前后矛盾：当被黑娃领导的农民斗争时，他被揭发出来贪污；而当他还给鹿子霖老婆给他的金钱，他又似乎是对朋友仗义不贪财的角色。而作为国共双方的人物的鹿兆海、鹿兆鹏形象都很模糊，更不用说对地下党员彭县长（他的被捕牺牲隐约让我们想起《红岩》中江姐的丈夫彭咏梧的牺牲）。对白灵的刻画也仅止于她的外貌，朱先生注意到白灵的大气的眼睛：

这种眼睛首先给人一种厉害的感觉，有某种天然的凛凛傲气；这种傲气对于统帅，对于武将，乃至对于一家之主的家长来说是宝贵的、难得的，而对于任何阶层的女人来说，就未必是吉祥了；白灵的眼睛有一缕傲气，却不像父也不像兄那样外露，而是作为聪慧灵秀的底气支撑主宰着那双眸子，整个白鹿原上恐怕再也找不到这种眼睛的女子了。……朱先生注视着白灵的眼睛，似乎比初见到朱白氏的眼睛更富生气了，甚至觉得这双眼睛习文可以治国安邦，习武则可能统领千军万马。^[52]

评论者从中看到了这些道德化的视角，“这种大气是混合着善良、正直、坚毅、果敢、刚烈、聪慧等诸多优良品质而铸成的。具备这些优良品质的，整个白鹿原上除了白灵，就只有朱先生，而朱先生更多的是一位智者形象，体现的是传统文化的精髓……白灵可以说是由传统的优秀精神品质经过现代文明熏陶而转变体现为现代的优秀精神品质的象征，她身上的许多优秀品质与朱先生是相通的，只不过朱先生显得静些，白灵显得更激进些，以行动参与社会的改造”。^[53]

由于对现代中国史变迁无力解释，这种对人物的道德化描述实际上代替了对历史巨变的演绎。因此，研究者也不难看到：

《白鹿原》的价值不在于写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在于揭示出代表历史进步一方道德素质的低劣，他们常常是以国的名义、民的代表的身份掩盖着他们的自私、卑劣与冷酷，相反，作为失去历史存在必然性的家族族长与保守的民间知识分子却传承着传统文化与道德伦理的精髓，显示出道德判断与历史尺度的二元对立。^[54]

这种对待历史的庸俗化倾向，由此“神话”了迂阔的朱圣人（尽管作者自称，他拒绝神话人物）。

在为母亲举办葬礼时，朱先生来吊孝，临走时点了一句：“辞掉长工自耕自食。”他揣摸不清：“我种不过来咋办？”朱先生笑说：“好办！撂给穷人就完了。”

直到解放后，土地改革查田定产划定成分时，他才猛然醒悟了姐夫朱先生的话，不仅感佩万端：“圣人圣人，真正的圣人！”因为他恰好在解放前三年没有雇用长工，按土改政策匡算下来，才幸免被划为地主。^[55](www.daowen.com)

与其说这体现了民间智慧的神奇，不如说这是一种时代情绪的投射：现代革命史是一场瞎折腾。这种瞎折腾的结果波及每一个人。对于鹿子霖，作者以他发现解放后共产党枪毙黑娃的审判台又是在那个曾经演出镇压暴动农民的戏楼而被吓疯、死去为结。作者从道德的角度评判：

他的道德观不一样，他的价值观也不一样……他的整个精神心理世界就不再是简单地被颠覆了，而是随着那一声枪响，整个地崩溃了。因为他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所有的社会生活理想所构成的心理平衡全部就垮了，那不是一般的心理失衡，而是整个地坍塌了。所以他就疯癫了，连生理上都引起了症状，他吓得拉稀了。^[56]

如果“折腾”的结果就是使得人不得不得精神病，那么每个人都难免，又何止鹿子霖一人？何况，既然白孝文能够以卑鄙的“无道德”苟活下来，那么鹿子霖又为何不能伪装先进？也许作者将辩称，支撑鹿子霖的还有他的礼教的“仁义道德观”，而白孝文则是资产阶级的新“道德”（无传统思想束缚、以个人利益为最高道德），但同样持礼教价值观的白嘉轩却反应大为不同，那么是何种不一样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使得鹿子霖崩溃？

实际上，使得鹿子霖崩溃的是九十年代的个人主义。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历史现场，一个有着血债的地主或富农不会因为惧怕群众的报复而吓得精神错乱（但不会是因为觉得历史是“折腾”的轮回而吓坏），而是说作为小说人物的鹿子霖（他还没有群众血债，虽然有以权势奸淫妇女的恶习——但作者对此实际上略过不表，只是最后以漫画式的口吻写他认领了很多“干儿子”，这样略过不表的目的当然是忌惮时评把他当作描写又一个地主恶霸）之所以吓疯，是在九十年代去革命、非政治化的年代里对于历史轮回的折腾观下不得不经历的命运。并且，由于鹿的无稳固的道德，这个家族的由来也被作者以一种庸俗的书写“秘史”的方式叙述“考证”为通过祖宗卖尻而发达的。

作为鹿子霖的衬托，在场的白嘉轩则由于他的坚强传统道德而反应迥异。我们看看作者如何理解后者的感受：

而同样在现场的白嘉轩，他的反应截然不同，他的精神心理平衡的最后一次被颠覆反映在生理上就是一只眼睛给气瞎了。你看看这个心理平衡点的差别是多么的大！两个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所形成的精神世界和人格世界的差异，孰强孰弱，一下子就在生理上不一样地表现出来了。那个是被吓得拉屎，这个是眼气瞎了。一个人的眼能够气蒙了，你看这是多么强烈的精神心理冲撞！而且枪毙黑娃的恰好是白嘉轩的儿子孝文，按说白嘉轩是得势的，因为儿子当了县长了，结果他却气坏了。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的道德价值观念，尤其是他精神世界里的那些做人的原则整个地被眼前的一切颠覆了，所以他气瞎了眼。^[57]

对于作者来说，这样的对比描写是为性格描写服务。“什么叫人格？什么叫性格？不是都出来了吗？”他认为这是在写人物的“心理结构”：“我觉得从心理结构来解析人物、塑造人物就要更准确一些。如果是仅仅写人物的外在的行为，那往往很难写出人物性格上的差异来。”^[58]但是，与其说这是在进行一种心理结构的描写，不如说是在一种九十年代历史—文化观上的道德主义的投射——因为鹿子霖的发疯并无令人信服的“心理结构”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