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白鹿原》对于国共斗争的历史叙述简单得如同儿女之情的背景。黑娃是否真的有过转变（我指的是历史的真实性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可能性问题），他的令人捉摸不透的心态，根源在于他的意识（或者说作者的意识、读者的意识）是否有过转变：他进过“农讲所”受训，这是他返乡后发动农民的动机所在。但不但受训的内容不说，是否他提高了“觉悟”也无交代。

换句话说，他反抗的逻辑何在？读者只能从情节里推断，黑娃尿到冰糖上的这一情节充分宣泄了他作为贫苦人的一种本能的仇恨：他极度自卑又极其自尊。但仅仅只能推断这些：即使是他参加农讲会后的有组织“革命”也仍然是阿Q 式的穷人造反、暴力冲动。革命的理据在这里是缺席的。而田小娥的欲望传奇（虽然骨子里属于五四式反封建礼教的意涵，表面却兼具丑闻和“秘史”的性质，这由无数露骨的性描写见出）显得突兀，因此和黑娃一起，对两人的暴露带有了早期鲁迅对于“礼教吃人”的“国民性批判”的痕迹。这显示作者是从八十年代“启蒙”的思路出发，要回到五四式的“人性”“欲望”的解放的出发点（因此包括了对“大拇指”与小翠的生平的插曲介绍，两人的恋爱故事颇让我们想起汪曾祺的《受戒》）^[41]。但有意思的是，五四的欲望叙事是要打倒孔家店，而陈忠实的年代是对于儒家传统“再认识”，因此朱先生的“睿智”及其残忍、白嘉轩的道德硬朗和手段无情被同时展现，但由于缺乏某种视角，作者无力将这两方面令人信服地加以有机黏合。于是，在细究之下，朱先生的“睿智”、白嘉轩的道德都显露出伪饰的痕迹（虽然粗心的读者未必都能领会）。

实际上，这本书里很多类似的空白。白灵和鹿兆鹏“谈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谈论轰轰烈烈的北伐和各地的人民革命热潮”^[42]，但具体谈“什么”、“怎么”谈却没有任何交代。全书中唯一触及“共产主义”理论内容的是鹿兆鹏企图说服朱先生的下一段：

他去拜望朱先生时就向先生宣讲共产主义。朱先生笑着问：“你要消灭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这话听来很是中听，可有的人甘愿叫人压迫、叫人剥削咋办？”鹿兆鹏说：“世上哪有这号人呢？”朱先生举出例证说：“有润河上背河的人算不算？你好心不让他受压迫，可他挣不来麻钱买不来烧饼。”鹿兆鹏说：“人民政权会给背河的人安排一个比背河更好的职业。”朱先生说：“要是有人背河背出瘾了，就专意想背河，不想干你安排给他的好工作，你咋办？”鹿兆鹏急了：“人民政权就给河上搭一座桥。车碾人踏都不收钱，背河的人就是想背也背不成了。”朱先生笑了：“你的人民政权的办法还真不少……”鹿兆鹏现在想起这件事觉得自己那阵子很可笑……^[43]

最后加上的一句话点明了鹿兆鹏宣传革命理念的“可笑”性质，面对教导“地要少，房要小，养个黄牛慢慢搞”的迂阔的朱先生，他的孩子气的比喻显示他完全无力“唤醒”由于习性甘愿做奴隶的民众。在红色经典里将被有理有据地以阶级分析阐明的重点一段，在这里以一个类似中学生水平的辩驳予以打消了。这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他被时代所决定的失语和幼稚：他甚至无法理解鹿兆鹏这个并不成熟的共产党员。

因此，小说中叙述的“革命”其实只是暴力、传奇、“秘史”。我们不妨看它如何写共产党人在“革命”失败后的反应：

农历三月，桃红柳绿，阳光明媚，突然从南方传来了一股寒流，蒋介石策动了“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了。鹿兆鹏参加了省委特别委员会议之后回到白鹿原，黑娃和他的革命三十六弟兄正热切地巴望他带回上级关于实行土地分配的具体方案，他看见黑娃时强忍着悲愤交集的沉重心情，装出一副往常的豁达：“同志们，现在必须先抓武装力量！”在只有他和黑娃俩人在场的时候，兆鹏就向农会主任交了底：“蒋介石动手杀共产党了！北伐失败了！”黑娃瞪着眼骂：“我日他妈！我们受闪了，挨黑挫了！”兆鹏说：“省委特别会议决定要抓武装。这是血的教训。我们这回吃了没有军队的大亏。”^[44]

类似的是情节是习旅长在战前动员中讲述“七步诗”的历史故事。他说：“老掌柜的死了，大哥要拿家事了。大哥想到六七岁的小兄弟现时虽则撞不动他的壮腿粗腰，可小兄弟总是一年一年往大的长哩，长大了即使不跟他争掌柜的权力，也得平分一半家业呀！大哥痛恨他妈为啥要多生这个祸害……”台下的士兵腾起一片笑声，黑娃也笑了。习旅长接着说：“大哥就想，干脆趁他还没长大把他掐死算了！同志们，中国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就是那个要被黑心的哥哥掐死的小兄弟，他的手已经掐到我们的脖子了。我们能像曹植那样唱一首诗乖乖儿地送死吗？”^[45]我们很难想象这个今天在八十年代去除阶级分析时，为了“统战”而常说的“兄弟相残”的话语，会发生在那个以严格的阶级批判来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时代。同样，虽然小说里出现过“政委”这个职务，但也只是以纯粹军事指挥者的角色出现。

这并非作者偶尔的疏忽，这种对国共相争的性质的判断也出现在白鹿原“圣人”的话语中，在“共产党人”鹿兆鹏和朱先生的交谈中，“兆鹏做出一副轻松玩笑的样子问：‘先生，请你算一卦，顶卜一下国共两党将来的结局如何？’朱先生莞尔一笑：‘卖荞面的和卖合络的谁能赢谁呢？二者源出一物喀！’兆鹏想申述一下，朱先生却竟自说下去：‘我观“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同小异，一家主张“天下为公”，一家昌扬“天下为共”，既然两家都以救国扶民为宗旨，合起来不就是“天下为公共”吗，合不到一块反倒弄得自相戕杀？公字和共字之争不过是想独立字典，卖荞面和卖合络的争斗也无非是为独占集市！既如此，我就不在注重“结局”了……’鹿兆鹏忍不住痛心疾首：‘是他们破坏国共合作……’朱先生说：‘不过“公婆之争”。’鹿光鹏便改换话题……”^[46]

甚至在作为国共两党代表的白灵和鹿兆海的辩论中，我们也仅见浅薄的“冤冤相报”的论述：

白灵动情地说：“我以为再见不到你了哩！兆海哥，你也太倔了，一回谈不拢二回连面也不见了？真有点国民党翻脸不认人的通病！”兆海却火起来：“算了吧白灵！我不说远处的事，你回咱原上走走看吧！共产党在原上搞了一场啥样的革命你去看看吧！兆鹏用下一杆子啥人你打听打听一下吧！鹿黑娃贺老大白兴儿田小娥之流尽是一帮死猫赖狗，凭这些人能完成国民革命？他们懂得革命的一分意思吗？他们趁着革命的风潮胡成乱整，充其量不过是荒年灾月饥民‘吃大户’的盲动……”白灵的那一缕温情顿然冷寂，忽闪闪蹿上一股火气，她的强盛的气性迅速恢复，迅即作出反应：“兆海哥，一年多不见，你长了身体长了知识，也长了不少的贵族口气啊！”兆海说：“你用列宁的理论判我为贵族并不过分。列宁就是把穷人煽动起来打倒富人、消灭富人，结果是富人被消灭了，穷人仍然受穷。光鹏学苏俄在白鹿原上煽动穷汉打倒财东，结果呢？堂堂的农协主任鹿黑娃堕落成了上匪，领着土匪抢银元，刀劈了俺爷又砸断了嘉轩叔的腰杆子……作为农协主任没有达到目的的，当了土匪却轻而易举地达到了。你叫我还能信还能再入共产党吗？黑娃们干不成共产党的革命可以当土匪，我可不行呀！”白灵说：“你听没听到贺老大怎么死的？你听过你见过把人从高空敦下来的施刑吗？共产党就要发动被压迫者推翻压迫者，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自由平等的世界。”兆海说：“我们走着瞧吧！看看谁的主义真正救中国。”俩人不欢而散。^[47](www.daowen.com)

“看看谁的主义真正救中国”的确是这场名不副实的“辩论”中的关键点。作者正是在这个角度出发，从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反观现代史并投射他的认识。

这个非“意识形态”化（只有权力斗争）的表述显现在通篇不见阶级分析，虽然我们显然看到阶级的存在。这里阶级分析并非指主奴的“和谐”在现代中国是否常态，而是作者的叙述在表面上在现代意识形态下，重新落入了“父严子孝”“长惠幼敬”的传统的陷阱中，虽然往往是以反面的事例来确证的：

他翻阅着历代县志，虽然各种版本的县志出入颇多，但关于滋水县乡民的评价却是一贯的八个字：水深土厚，民风淳朴。朱先生想：在新修的县志上，还能作如是的结论吗？^[48]

另一位老先生在被朱先生要求去编辑县志时也感慨：“人心还能补缀完全么？”在这一叙述中，“水深土厚，民风淳朴”这一作为农业社会自我形象（标榜）的理想化的黄金时代的失去，似乎是作为“折腾”的阶级斗争的错。

九十年代先锋小说中的一类新历史主义小说具有非历史化倾向（如格非的《迷舟》中的角色说“从来就没有失败或者胜利的队伍，只有狼和猎人”；对于男主角萧与他的哥哥的不同选择——哥哥参加了黄埔军校，萧却去当了孙传芳的一位部将的勤务兵——小说没有也无法解释不同信仰决定下的人生道路的差异）。^[49]尽管（表面上）《白鹿原》比当时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更有历史感，更能深入历史现场：白灵和鹿家二儿子鹿兆海以掷硬币的方式来选择自己的政党，这个在当时并非荒诞的历史现象说明，在各种主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都以吸引人的救国救民的理念来吸引青年的时代，人们并不都能清晰分辨主义的真伪曲直。而当时的国共两大政党是爱国青年唯一可选择的。但白灵并没有按照“指示”加入国民党，相反却坚定不移的加入了共产党，作者并没有清楚说明她决定的由来。我们只能从只言片语推断，她受到景仰的鹿家大公子共产党员鹿兆鹏的影响，并出于同情正处于弱势的共产党，而分裂后国民党的大屠杀更坚定了她的志向：这个举动无疑表明了这个政权的反动性质（“我看见他们剿共才要入”）。

在如何面对政治选择上作者的无力解释，和他对国共相争的阶级分析不置一词一样，既是作者的无力与不能（以及下面将要阐释的他受时代影响的文化主义信念），更是时代的失语：九十年代已经将任何阶级（分析）的话语视为“左”的话语加以摒弃，而在现实中新的阶级分化却在急剧地进行。而当时这部省略（或留空白）的“历史”文学作品之所以还让人激动，是因为当时的读者还留有对于历史的记忆，他们可以将这些阐释学意义上的“前见”（通过以前阅读的红色经典和影视剧）填补入书中的这些空白，而获得对历史的全貌的认知。比如下面这一段描述入党宣誓的场景：

白灵第二次被通知到罗嗦巷15号来，鹿兆鹏以亲切庄严的态度通知她已经得到批准了，随之叫一声：“白灵同志！”便握住白灵的手。白灵听到“同志”那声陌生而又亲切的称呼时，心头潮起一种激情，她紧紧地反握住鹿兆鹏的手，久久说不出一句话，脑子里又浮出本班那位被捕的女生领着警察到学校来抓捕同志的情景。白灵说：“请党放心，白灵只会替同志赴死，绝不会领着警察去抓捕同志。你再叫我——同——志！”鹿兆鹏松开手说：“白灵同志！我受党组织委托，领你宣誓！”说着从箱子里翻出一面红旗挂到墙上，站正之后，举起了右手。白灵并排站好，也举起右手，心头像平静而炽烈的熔岩。^[50]

当其时的读者读到这段时，他们潜意识里会浮现出许多红色经典里类似的场景。实际上，这种段落作为这些作品里表面主人公最终“长大成人”，完成阶级意识的觉悟、政治身份的确立，已经形成不可避免的模式。但这里，同样的一段场景描述却是不完全的，或者直接说是“伪造”的，因为它已经缺少灵魂：如果加入这个党和加入其他任何组织一样，那么心头的“炽烈”实际上只是“平静”——这里的“同志”已被掏空了内容。^[51]

实际上，不是历史中缺乏这些内容，而是在作者的文化主义视角中，它们被有意无意地遮蔽。因此我们还读到了下面的只言片语：鹿兆鹏在临走前质问黑娃：“你怎能跑回原上跪倒在那个祠堂里？你呀你呀……”但作者只能设计让“未及黑娃回话，鹿兆鹏已经转身出了大门进入巷子了”。因为两人接下去的谈话将颠覆整个文本；而黑娃在逃走时扒走老农汉的衣服时，在他手心放了一块银元，这个不经意的一笔也透露出实际上他受到了革命理念的教育。但作者碍于时势，不敢加以阐发——若加以阐发，他的整个情节设计也将无法自圆其说。

后代的人们当阅读这些段落时，因为缺少前阅读（红色经典的）体验而不会完成作者想当然能圆满完成的整个阅读史历程。因此，这本小说的“经典”地位是时代（去政治化加剧、彻底放弃阶级分析的九十年代）的造就，在八十年代它不会是经典，在未来也不会是（因为它的“秘史”性质使它具有某种粗俗性，它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历史阐释虽然有，但并不完全，也不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