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中，白灵是白鹿精灵的直接化身，是后者直接化为革命形象的体现，她对事业执着坚定、对一切阻碍革命的人做斗争，她不屈不挠地想要将整个旧的白鹿原颠覆毁灭，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百灵并非一个全新的形象。在五六十年代的《林海雪原》里，我们看到过类似她的形象（那里，她叫“白鸽”）。在小说里，她是唯一显得鲜明的共产党员形象。

小说以白灵因为信仰差异，而舍弃兆海、移心兆鹏来显示对于共产党的事业的承认。而对于国共相争的性质，以黑娃抓了作为劣绅的总乡约田福贤、并且让人指正他贪污，而国民党县官为其开脱、释放，国共分裂后清党的反攻倒算疯狂报复，以及解放战争中的抓壮丁的残酷，来显示国民党反共的不义和残忍。在这之中，对于乡政变动的描绘，显示了乡村进一步动荡的部分根源。

历史上，国共合作破裂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攫取了国家的统治权。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蒋政权将清查户口、兴办保甲作为乡镇以下基层政权的施政重点。在小说里，白鹿原上的行政机构再次进行了名称的更换，开始推行保甲制。^[32]当局的权力进一步深入到乡村社会，从乡村汲取更多资源。因此，保甲制度实施以后所干的头两件事就是剿共和征丁征粮。这导致了乡村的进一步凋敝。保甲制度完全沦为国民党控制基层社会、实行统治的工具。在这过程中，国民党依赖的是土豪劣绅。“县政”不断向下延伸，“绅治”一步步走向衰落。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式微，白鹿原由“人间桃花源”蜕变为“人间炼狱”，中国乡村社会也走向了破产边缘。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小说在描写对象上界定了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宗族势力外的三种势力：以白灵、鹿兆鹏为代表的共产党势力，以岳维山、田福贤为代表的国民党势力，以黑娃、白狼为代表的土匪势力。然而，辛亥革命之后的国共合作与相争，在这里并没有得到浓墨重彩的处理，反而像是儿女私事的背景。

这个儿女私事是在三角之间：白灵和鹿家两兄弟。叙述者告诉我们，鹿兆鹏在坎坷艰险革命生涯中始终没有放弃，大革命失败后他曾被捕，自从被冷先生倾家荡产救出来，二十年亡命奔波的生涯反而使他愈加坚定了革命的意志，使他从一个幼稚的青年历练成一位“稳重”的共产党员。但不像《青春之歌》，作者并不描写、我们也感觉不到他是如何成熟的。而只是以一句话带过：白灵回家探亲，在与鹿兆鹏接触时给她留下这样一种印象：“鹿兆鹏是一件已经成型的家具，而鹿兆海还是一节刚刚砍伐的原木；鹿兆鹏已经是一把锋利的斧头而鹿兆海尚是一圪塔铁坯，他在各方面都称得起一位令人钦敬的大哥哥。”实际上，我们看到在很多场景里，他表现得并不成熟。^[33]全书中甚至没有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员个人（或者说，即使有，他们也被“隐蔽”了，如作为地下党员最后牺牲的郝县长）。

对于这位男性共产党员的活动，小说仅描写了国共合作中，他回白鹿原发动了“风搅雪”运动，但运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不成熟。他们似乎并没有真正的发动起广大的人民群众，而只是以类似流氓无产阶级的“白兴儿”（作为赌徒他恶习不改，睡碗客媳妇被撤职），没有阶级意识的黑娃、田小娥之类的人物为对象（虽然在反动派反攻倒算时，出现了英勇牺牲的贫农贺老六，但直到这一时刻他才出现，而他在活动中如何活跃、为什么如此活跃则完全没有交代），他们如何被发动、革命意识如何被培养提高没有被展示，以农民为主的革命运动的狭隘似乎被凸显（但也仅能从这些参与的人员自身原来的表现来判断）。这些既显示了某种事实，也包含了某种遮蔽的叙述策略。

而属于国民党阵营的鹿家二公子鹿兆海继承了家族血统中冒险、求新的精神。他爱白灵，但为各自的信仰，两人最终分道扬镳。这种刻画反映了对历史上敌对一方较为客观的描写。他似乎不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痴情汉，做到了为了白灵“终身不娶”；可是还是和一个长得像白灵的女子生下了孩子。这个情节让我们怀疑他的人品（以变通方式满足个人欲望）。以下的叙述在今天已经不陌生：作为正统的军人，他希望为国家、为民族出力。因此在打日本鬼子时，他不畏牺牲，满足了自己的承诺：杀死倭寇后给朱先生送回一缕死人头发。但他参与剿共，死在了自己同胞的手中，成了国民党剿杀共产党的牺牲品。他死后，被以“抗日烈士”的殊荣领受了白鹿原上规模空前的悼念活动，作为民族英雄举行了国葬。(www.daowen.com)

然而，国共相争的侧面描绘远远不及对土匪黑娃活动的叙述，尤其是后者棒击白嘉轩的一向挺得太直的腰，家族权力由传统神圣不可侵犯变得愈来愈形同虚设。黑娃是白鹿村反宗法的第一人。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娶小娥。在村东头，他打土坯，当麦客，辛苦地积攒家蓄。入不得祠堂拜不得祖宗剥夺了他作为一个正常人所应有的人格尊严，所以鹿兆鹏怂恿他火烧粮仓的一把火轻而易举地点燃了这个家庭要求翻身、寻找精神地位的愿望。尽管不明白革命的真正含义（或者我们以为他不明白，因为我们没有被告知他是如何被共产党员鼓动的），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此后，他参加“农民讲习所”，成立农协，铡三官庙的腐化奸淫妇女的老和尚，甚至将象征白鹿原最高官方权威的田福贤推上了断头台（但我们仅仅被告知这些活动，而无法知道他是否尝到了翻身做主人的滋味）。在精神上，他开始试图摆脱以前的自卑处境，索要被白鹿原剥夺的权利和社会地位，对先前的旧秩序进行了疯狂地颠覆。

他似乎是个勇敢的革命者。但“闹农协”运动中，他带头砸祠堂破除封建桎梏活动的意义没有被阐明，以致一些评论者认为这“背离了人心，是完全脱离实际的野蛮愚昧的革命活动”。没有见到任何革命意识的他在革命中失败了，他只得投奔到一支共产党军队开始当兵。但这支军队暴动失败，他开始了土匪生涯。他当土匪的经历虽然被一些评论者认为是黑娃革命思想趋于成熟的过程（但这仅仅是推断），但他报复了包括白嘉轩在内的得罪过他的族人，也无法不被认为是公报私仇：他打家劫舍，洗劫了白家和鹿家，打死了鹿老太爷，打断了白嘉轩的脊梁，他还在个人生活中彻底地放纵堕落着自己。当他得知小娥被杀，凶手却是自己的老父亲时，痛苦万分，进一步地沉沦，以“土匪习性”来释放自己的痛苦，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到原来的土匪首领“大拇指”被暗杀，黑娃生命中唯一的温情也被斩截，他的一系列逼问杀手的措施使他走极端，导致了众叛亲离，队伍分崩离析。

黑娃所代表的土匪势力是介于民间与官方的第三方势力。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激发，国民政府没有精力去扫荡，百姓也奈何他们不得。但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迅速分为国共两大党派，黑娃栖身的土匪势力不再有生存的土壤，面临着对于两党的抉择。当以鹿兆鹏为代表的共产党前来招引时，“大拇指”没有看清自己的处境，仍旧幻想着夹缝中求生存，拒绝了兆鹏的请求。而当内战越来越接近尾声，黑娃因为内部集团和外部环境的压力，逐渐意识到土匪时代的终结时，白孝文的及时招安及带有欺骗性的承诺，又给了黑娃幻想的出路。受招安后，他当上了炮营的营长。

令人讶异的是，黑娃还拜朱先生为师，暴戾之气尽褪，脱胎换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让手下的兵把自己绑在大炮筒上五天五夜戒掉了大烟，娶了知书达礼的小姐为妻，被白嘉轩接受（白嘉轩骄傲地说“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的”），回到白鹿原拜了祖宗牌位。临近解放之时，他听从鹿兆鹏的劝告，策动了临解放前的起义，解放后当上了革命政权的副县长。但出人意料的是，他被白孝文诬陷为反革命分子，最后被枪毙。

从长工的儿子、到偷妻汉、再到农会主任、再到革命军旅长贴身警卫，又一变成为土匪的“二拇指”，再一变成为保安团炮营营长，最后成了共产党的副县长直至死在共产党员的枪口下，黑娃摇摆不定的政治立场和变动不居的社会角色，连同出人意料的结局所构成的黑娃，成为小说中最难解析的一个人。而对他的分解将成为拆开这个小说秘密内核的关键。